董宏伟寇永霞：智慧城市的批判与实践

29.10.2015 18:15

本文来源: 社科院

19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许多欧美城市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即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城市中的广泛应用来增加城市管理的效率，推动城市可持续和公平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近些年，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引起国内城市规划研究和管理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引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积极地进行实践探索。本文通过分析整理近些年国外智慧城市研究方面的文献，为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1 概念与内涵

　　 1.1 智慧城市的概念

　　一般认为，智慧城市(smart city)概念的发展基于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有关智能和信息城市(intelligent/informational cities)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关于信息与通讯技术在20世纪晚期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城市规划和城市体系的影响[1]。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包括美国城市规划学者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2]。第二条则是有关智慧增长(smart growth)方面的研究[3]。智慧增长是1990年代源于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城市规划思潮。它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城市蔓延式扩张以及对小汽车高度依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和社会问题。智慧增长主张通过紧凑集约型用地、鼓励公交和非机动车出行、保护城市开放空间和周边农业用地、开发多类型混合住宅等措施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和公平发展。智慧城市继承并整合了这两股思潮，着力于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城市中的应用来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和公平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智慧城市的概念几乎涵盖城市发展的所有方面。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意大利学者帕帕(Papa R.)和他的同事总结了智慧城市的3个主要导向：技术中心、以人为本以及两者的结合[1]。其中，技术中心论强调信息通讯技术以及相关硬件设施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的核心作用。技术中心论是智慧城市理论中较为早期的观点。近些年，智慧城市理论开始强调人以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强调技术和硬件设施只是手段，而人和社会资本才是发展智慧城市的核心。这两个观点分别强调了智慧城市中技术和人这两个核心因素。显然，对智慧城市而言，这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最近关于智慧城市概念的阐述通常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将智慧城市的概念延伸到社会学习和创新方面。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和社会创新的结合，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还要为持续的社会学习和创新创造条件[4]。

　　 1.2 智慧城市的内涵

　　智慧城市虽然涉及广泛，但它的一些核心内容，使其区别于其他城市发展理论和思路。这些核心内容，通常也是评价一个城市是否是智慧城市以及其“智慧”程度的主要指标。在比较和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1，5～7]，笔者认为，智慧城市至少包含以下6个核心方面：

　　 (1)智慧技术(smart technology)：指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大数据挖掘在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中的广泛应用。

　　 (2)智慧设施(smart infrastructure)：包括但不限于通常的电信、通讯、网络、市政、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镶嵌于各类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交通工具上的智能设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智能卡；接收、处理、分析来自各类智能设施产生的实时数据的计算机和数据分析中心；大数据分享平台；与家用电器相配套的智能设备与遥控装置；等等。

　　 (3)智慧人民(smart people)：指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增强城市个体的创造性，多样性以及持续学习的条件和能力。比如通过增加电脑拥有率和宽带的使用，让更多的市民方便地接触更多的信息和学习的机会。

　　 (4)智慧制度(smart governance)：指智慧技术和设施在政府管理和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比如电子政务、以城市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决策分析、以网络为基础的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决策等。

　　 (5)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在智慧技术、设施、人民和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知识和创新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机会和灵活性，增强经济活力。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Florida，R.)对创新阶层在后现代经济中的崛起和重要性的论述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作品[8]。

　　 (6)智慧环境(smart environment)：既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物质环境，也包括开放、包容以及有利于创新和学习的社会环境。

　　智慧城市的这几个方面相互紧密联系，其中智慧技术和设施分别是技术和物质基础，智慧制度是提高城市管治效率的制度基础，而智慧经济和智慧环境是发展目标，智慧人民则是智慧城市的根本，贯穿所有方面——通过其他几方面的建设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的创造性以及持续学习的条件和能力，继而为其他几方面的建设和创新创造条件。

　　 2 批判与质疑

　　智慧城市近些年在欧美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新潮流，许多城市都自诩为“智慧”城市。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他们关于智慧城市的规划和报告，就会发现其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千差万别。有些城市甚至只是把智慧城市作为城市营销的一个手段，在实质性的投入和建设方面蜻蜓点水，或者新瓶装旧酒，把传统发展思路用智慧城市的概念重新包装。针对这个现象，学者罗伯特·贺兰(Hollands R.)在检讨智慧城市建设背后的逻辑和矛盾的同时，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特别是很多城市把智慧城市标签化(urban labelling)的现象，提出了批判和质疑[9]。如贺兰所言，他对智慧城市标签化现象的批判，主要继承了以前学者对高科技和网络化基础设施负面影响的分析[10]，对创业型城市的批判[11]，以及对日渐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12]。

具体而言，贺兰对智慧城市标签化现象的批判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对智慧城市概念的质疑。他认为现有的智慧城市概念依然模糊不清，并与其他已有的类似概念(比如智能城市、信息城市、数字城市等)重叠，很难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要使智慧城市区别于其他类似的概念，就必须强调人作为智慧城市的起点，把人的发展和智慧技术的发展平衡起来[9，13]。

　　二是对智慧城市背后隐藏的逻辑，特别是它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和对资本依赖的批判。他认为有些智慧城市的发展思路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即认为只要拥有了相关技术和设备，智慧城市的建设就可以大功告成了。虽然贺兰并不否认信息技术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他认为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他还担心，智慧城市很可能被技术和信息资本所利用，成为它们从中获利的工具。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口号，表面上看是想让居民和社会有机会使用新的技术，但是实质上是将智慧城市作为招牌来吸引高科技公司的投资。其结果就是智慧城市的发展只是让科技资本和一部分所谓创新阶层受益，而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和不具备信息技术手段的人则被排除在外，造成收入上的两极分化，甚至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分化和更加不平等。实际上，对于智慧城市建设中隐藏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城市学家安东尼·汤森(Anthony Townsend)也颇感疑虑①。他担心，如果智慧城市的建设由大的跨国信息技术公司主导，必然会强调商业利益，而忽略智慧城市的社会价值。更严重的问题是，智慧城市的建设如果一开始就被商业公司主导，很容易产生对该公司技术的依赖性，因为更换技术平台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第三，贺兰对智慧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疑问。有人认为，通过新技术的发展，城市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污染，这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但贺兰对此有所保留。他举例说，人们一直期望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能让更多人的可以在家里工作，减少交通出行，以此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但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在家工作的人依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包括信息技术行业的人，依然要每天去办公室。

　　 3 国外的实践

　　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行列。笔者围绕上述智慧城市几个方面的内涵总结梳理了一些国外的典型实践。其中，以新加坡的大数据平台为例，重点说明智慧城市中的智慧技术和智慧设施建设，以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会②的报告[14]为基础说明国外关于智慧经济建设的政策措施，以网络和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中的作用为例说明建设智慧制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以众源信息在环境监测中的作用为例说明信息技术和智慧人民在建设智慧环境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3.1 智慧技术和智慧设施：以新加坡的大数据平台为例

　　在智慧城市的几个主要内涵中，智慧技术和智慧设施分别是技术和物质基础。如前所述智慧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通常的电信、通讯、网络、市政、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镶嵌于各类城市基础设施以及交通工具上的智能设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智能卡，接收、处理、分析来自各类智能设施产生的实时数据的计算机和数据分析中心，大数据分享平台，与家用电器相配套的智能设备与遥控装置，等等。附着于广泛分布于城市各类设施之上的各类感应器可以实时传送数据并接收指令。电信网络设施以及数据存储和分析设备为数据传输和分析提供硬件基础。而智慧技术，则包含一切可以用来分析研究各类数据并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的技术手段。

　　 2005年，新加坡制定了一个信息通讯行业的10年发展规划(iN2015)，希望通过这个规划来进一步增加新加坡信息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促进经济创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智能国家和全球城市③[15]。作为建设智能国家的一部分，新加坡与美国麻省理工的SENSEable City Lab④合作，建设一个叫做实时新加坡(Live Singapore!)的大数据平台。根据该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报告[16]，该项目受美国联邦政府data.gov动议的启发，主要目的就是建设一个收集、处理和发布城市实时数据，供软件应用开发者和普通市民免费下载的平台。该项目的研究人员把未来可通过该平台分享的数据分为三类：城市运行的副产品数据、通过分布于城市中的感应器主动收集的数据以及公众主动分享的数据。他们认为，作为数据源与用户之间的一个媒介，城市大数据平台需要在如下两个方面取得一个平衡：在尽量减少数据源和数据提供者处理数据的负担，维持他们提供数据的积极性的同时，为用户提供格式较为一致的各类数据，使数据的使用和合并简单方便。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该项目的研究人员为新加坡的大数据平台开发了如下几个功能[16]。一是数据的接收。一个大数据平台，可能同时要实时接收几百上千个数据源推送的数据流。这些数据流，有些频率很高，有些频率则相对较低。他们举例说，与他们合作的电信公司给数据平台传送的信息，达到每秒300条。而有些数据源的信息，每秒只有几条。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数据平台接收的信息量可能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因此，数据平台的灵活性和可拓展性至关重要。他们强调，在数据分享的过程中，为了规避数据所有权，安全性和隐私等诸多问题，数据平台只是将数据源和用户联系起来，其本身不应该存储任何数据。第二，基本的数据结构和格式处理。如上所述，为了保证数据的结构和格式基本一致，数据平台需要对数据源提供的数据进行格式和结构方面的处理。在可能的情况下，数据平台还可以把相关数据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的做法是先让用户来决定怎样把相关数据联系整合起来，数据平台对用户的做法进行记录和总结，以此逐渐了解学习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以后的数据处理打下基础。第三，数据的检索和选取。为了方便用户准确的下载他们需要的数据，该数据平台给用户提供数据检索、过滤和选取功能。这样，用户可以选择特定逻辑和时空范围内他们感兴趣的数据，而不需要把整个数据全部下载。

目前，实时新加坡的项目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并在新加坡艺术馆进行了展示⑤。在这些成果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如何把实时出租车数据和降雨数据相结合来提高出租车管理效率①。他们介绍说，这个项目主要涉及两个数据，一个是出租车公司收集的关于每辆出租车地理位置、载客状态、出发地、行驶速度等实时信息；一个是环境部门收集的整个城市范围内局部地区降雨量和降雨的强度的数据。由于其热带气候类型，新加坡经常会有局部短暂强降雨，对局部地区交通特别是出租车需求产生很大影响。把这两个数据结合起来，就可以开发各种应用，让出租车和要打车的乘客实时了解各个地点出租车的实时供求情况，促进供求平衡。

　　 3.2 智慧经济：以智慧城市中的经济发展为例

　　如前文所述，以智慧经济是在智慧技术、设施、人民和制度的基础上发展知识和创新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机会和灵活性，增强经济活力。一个针对欧盟城市的研究表明，城市财富的增长与城市中创新阶层的比例、市民受教育程度、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以及这些技术在政府公务中的应用，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17]。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会在2014年出版的关于智慧城市的报告中，从多个方面对如何促进智慧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描述。归纳起来，大致是4个方面。一是信息和通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普及和应用，比如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在企业经营中的应用。二是城市政府对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这种支持既可以通过优化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实现，也可以通过政府特定的项目来实现。比如，巴塞罗那在1986年就成了一个名为巴塞罗那阿克帝瓦(Barcelona Activa)的市属公司⑥，简化行政程序，为企业提供各种政策咨询，促进经济发展、企业创业和市民就业，同时提升巴塞罗那市的国际形象，吸引外国投资。仅在2011年一年中，该公司就支持了2400个新项目，他们的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园诞生了139家新公司，服务人数超过1.4万人。三是对企业吸纳创新人才的支持。比如，台北市政府就通过给予中小企业研发方面的政府资助，来鼓励他们吸纳更多的高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四是为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保证。比如通过高科技园区和商业孵化器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科研人员创业，为他们提供起步阶段的空间和基本设施的支持。

　　其实，智慧城市建设本身也会带动经济发展和创新。比如政府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就为相关应用开发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遇。政府公共部门以及私人公司在智慧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也会为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广泛的市场机遇。

　　 3.3 智慧制度：以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为例

　　智慧城市中的智慧制度主要是强调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在政府管理和决策过程中的应用来增加政府效率，增加政府透明度，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从而促进民主政治。从现有文献[1，5，14，16]来看，智慧制度的建设至少包括4个方面：(1)电子化政府，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在政府办公系统中的应用；(2)应用新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加政府透明度；(3)以实时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城市问题分析和决策；(4)信息和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公众参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权运动的兴起，公众参与逐渐成为西方城市规划中的重要部分。近些年，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规划部门采用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手段来改进公众参与的方式。根据公众参与中互动方式的不同，学者将其分为4个类型[18～19]。一是单向沟通。比如以网页的方式公布规划数据、方案、会议纪要和决策结果。这种方式下，公众只能被动获取信息。二是反馈式沟通。这种模式下，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网络留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无法控制相关部门是否回应。三是回应式沟通。这个模式下，公共可以通过网络提交自己的申请而相关部门有义务和责任回应每个申请。比如规划部门如果允许建筑商或者个人在网上提交土地开发或者装修申请表格，则该部门有义务就每个申请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回应。四是交互式对话，即规划部门、公众以及利益相关方在网上通过论坛、社交媒体等形式进行互动式对话，共同制定规划方案。

　　相比传统的公众参与模式，比如市民会议(townhall meeting)、听证会(public hearing)和公众研讨会(citizen workshop)，新的网络模式被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优势[20]。一是传统的以面对面会议为主要方式的公众参与，很容易被少数几个人所主导，而真正的公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另一个就是传统模式下公众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会议或者相关活动，而很多人可能由于时间等原因无法参加。新的网络模式虽然不能完全克服这两个问题，但是至少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更多，更灵活的参与方式，使公众参与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

　　信息和通讯技术给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多新手段，但这些网络参与手段会取代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吗?还是只能作为后者的补充?针对这个问题，几位学者通过一个社区重建项目，对两种公众参与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21]。在这个规划项目中，根据参与方式的不同，研究者将参与者分为3个类别：传统方式参与者、网络方式参与者和混合方式参与者。衡量的标准即不同参与方式对参与者参与积极性(involvement)、对规划工作的信任(trust)以及对公众赋权(empowerment)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传统方式参与者，网络方式参与者通常是那些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但是和传统参与方式比，纯粹的网络参与方式在3个衡量指标上都没有明显优势，传统参与方式甚至比单纯网络参与方式更有利于公众赋权。但他们同时发现混合参与方式在3个指标上都明显强于另外两个。从这个研究结果看，网络参与方式还只是传统参与方式的补充，尚不能替代后者。

当然，网络参与方式的前提是参与者有网络可用且有能力使用。在网络尚不普及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公众参与主要以网络方式进行，则会将众多没有机会和能力上网的人排除在外，使公众参与变成精英小众参与，失去了公众参与本来的意义。

　　另外，2008年一项针对美国明尼苏达州规划工作者的调查[22]还发现，相比那些看上去更加先进的互动式网络参与方式，比如在线规划论坛和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础的规划情景分析，规划工作者似乎更加青睐那些相对简单、以单方提供信息为主的手段，比如针对某个具体规划项目的网页和网络视频。显然，很多参与调查的规划师仍然对互动式网络参与抱有疑虑和怀疑态度。

　　 3.4 智慧环境：以众源信息在环境监测中的作用为例

　　如前所述，智慧城市延续了智慧增长概念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建设一个清洁、健康、绿色、环保的城市作为重要发展目标。但是相比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智慧城市更加强调信息与网络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除了物质环境和自然环境，智慧城市还强调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一个公平、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创新的重要前提。

　　以众源地理信息(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在环境监测中的作用为例。主要基于康纳(Connors)等3位学者利用众源地理信息来监测一种树木疾病的案例[23]。该案例的缘由，是在美国加州沿海和俄勒冈州南部地区出现的一种叫做橡树突然死亡(sudden oak death)的疾病。该疾病严重威胁几个树种的生存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其感染范围涉及数千公顷森林。在这么大的空间范围内，要准确掌握感染树木的空间分布，显然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工作。为此，加州成立了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大学研究人员和普通民众在内的工作小组来收集该疾病的空间分布信息。为了方便各方上传和共享信息，他们开发了一个网站(oakmapper.org)和手机应用。该网站和应用在谷歌地图的基础上，采用网络GIS技术，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看到染病树木，在简单注册之后都可以通过网页和手机应用上传有关信息，如染病树木的地址位置、症状以及周边环境等。该网站和应用要求用户在注册个人信息时说明自己的身份(在政府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普通公众中选择一个)。考虑到普通公众通常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他们提供的信息在地图上显示为黄色，而具备专业鉴定能力的政府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则显示为红色。如有必要，政府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公众用户提供的地址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实。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关键词在社交媒体和网络相册(主要是twitter和flickr)搜索有关该疾病的信息，并根据用户自愿提供的地理位置对他们进行空间定位。该网站和应用收集的有关该树木疾病的信息实时更新，对公众开放，可以免费下载。

　　在这个项目中，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信息收集和环境监控的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升。但是研究人员也意识到，相比传统的环境信息收集和监测方式，公众提供的地理和环境信息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2]。这也是研究者有意将公众提供的信息与政府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相区别的主要原因。另外，如何最大程度的吸引公众参与到项目中来，也是一个挑战。

　　 4 结论和建议

　　笔者总结梳理了最近国外关于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特别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反思和实践方面的文献。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智慧城市的概念继承发展了智能城市和智慧增长等已有的城市发展思路。相比智能城市中的技术主导理念，智慧城市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社会公平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增长理念，智慧城市则更加强调信息网络技术在未来城市发展中的巨大潜力。

　　目前来看，国外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兴未艾，大部分举措还处在摸索和试验阶段。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智慧城市的理念将会更为深刻地影响城市规划和管理。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以及相应规划体系的背景之下，智慧城市理念至少在3个主要方面对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智慧城市对传统城市规划和管理对象的时空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时间上，巴蒂(Batty)[2]把智慧城市对传统城市规划和理论的影响，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间区间的大幅缩短。传统城市规划的时间区间，通常是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侧重前瞻性。但是信息技术和实时大数据的应用，把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可能反应时间缩短到几天，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大量的实时数据也为预测和应对城市中的突发事件提供了更好的工具。二是从静态规划到动态规划的转变。传统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主要依赖于静态数据。但是大量实时数据的应用，可以方便地让城市规划和管理人员随时掌握城市的动态变化以及人和物在其中的流动。在新的城市模型中，城市体系将不再是一个静态平衡的体系，动态和不平衡将是常态。从空间上看，大量高精度空间数据的采集，极大地提高了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精度，使精细地块层面的规划和管理成为可能。大数据的应用，可以让规划管理人员方便地把高精度的用地数据与其他数据，比如交通、房价、地价、环境等数据整合起来，提高用地预测精准度和用地效率。

其次，智慧城市对传统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挑战。智慧城市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从世界范围内智慧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对公众开放政府数据，特别是城市规划管理相关数据，是最基本的一步。在目前国内城市相关资料电子化程度不高、数据结构和格式不统一、数据所有权条块分割严重、公开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下，这一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比传统规划，智慧城市概念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将较少地依赖经验和直觉，更多地依赖对实时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大数据平台的开放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类网络应用的开发，将使更多的利益主体和公民个人更加方便地掌握城市中的各类信息，让他们有更多的动力和信心参与到规划决策中来。可以预见，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将更加扁平化，公民参与将更加方便，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者与市民的互动将更加频繁。除了传统的意见反馈渠道，智慧城市中的市民可以依靠其个人电子设备上的网络应用，随时掌握应对城市中的各种情况变化，而这种应对又可以实时反馈到城市信息系统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城市中每个人都是规划师，都是管理者。当然，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特别是相当大比例人群依然不具备使用电脑和网络的条件和能力的现实。规划师在与公众沟通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使用传统和现代手段结合的方式，使不同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人都能有机会参与规划，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受益者。

　　再次，智慧城市对城市规划教育的体系和理念，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技术层面上看，智慧城市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需要相关人员熟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编程，数据处理、分析和建模，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空间数据可视化等等。这就要求以传统城市设计为主体的规划教育更新课程体系和理念，加大上述相关内容的课时比重。规划从业人员也需要学习和掌握这些新的规划技术手段，才能在智慧城市中从事相关的规划和管理工作。从另一方面讲，将会有其他专业的人员广泛参与到规划工作中来。比如城市大数据平台的发展要求很多软件应用开发人员参与进来，把城市数据以软件应用的形式传递给市民使用。由于各自知识结构和背景的差异，这个过程必然需要规划师和软件开发人员密切合作。由于信息技术把海量的城市信息带入到城市规划工作中来，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相关技术知识，这就要求规划师要和各种不同知识和工作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大数据的开放和公民参与程度的逐渐提高，也要求规划师逐渐学会与公众交流和协调各种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对城市规划和管理提出了种种挑战，同时也为认识和分析各种城市现象和问题，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决策，提供了收集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的各种强大的工具。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涉及智慧城市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智慧技术、智慧设施、智慧人民、智慧制度、智慧经济、智慧环境。城市规划教育领域以及规划工作人员需要认识这些挑战和机遇，更新知识结构，适应智慧城市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需持一定程度的批判和质疑态度。特别是要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不应只是让科技资本和一部分所谓创新阶层受益，将城市中的低收入阶层和不具备信息技术手段的人排除在外，从而造成收入上的进一步两极分化，甚至是社会和文化上的更加不平等。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让不同收入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都能有机会参与，并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