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以实践滋养创新中国人口学理论

若从1662年英国人约翰·格兰特发表《关于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观察》一文算起，世界人口学的发展已经历经350多年。相比之下，中国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开端，可以视为始自陈长蘅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人口论》一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并对人口过多是否导致了中国积贫积弱等问题进行了社会调研和理论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围绕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人口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1978年，成立于1974年的人口研究室改名为人口理论研究所（1988年更名为人口研究所），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1984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口学系，形成系所合一的格局。自此，中国人口学开始了培养中国本土的专业人才，开展科研、培训和对外学术交流。

　　中国的人口学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且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人口学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鉴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中国的人口现实、人口实践以及人口科学进展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学不断成长，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话语。

　　 指导中国实现人口转变

　　中国人口学一开始就承担着从我国国情出发，为促进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服务，为国家制定正确的人口政策和解决我国面临的实际人口问题服务的任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人口众多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据此，人口学理论有效指导实践，使中国走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转变道路。

　　综合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都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下逐渐完成的，耗时更长，转变更为缓慢。然而，中国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令世界瞩目。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口学创建初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人口规模、人口增长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开展讨论，并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产”理论，这为国家最终确定“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目标，并将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虽然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和第一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但却是计划生育政策最为成功和取得最大效果的国家。在理论指导下顺利完成的人口转变，不仅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实践，也丰富了世界人口转变理论。

　　 中国人口现实的丰厚滋养

　　理论来自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无论是人口转变理论，还是人口学生育、死亡、迁移等领域的众多理论，无一不是在实践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世界人口学历史悠久，大多数经典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然而，195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78年之后中国的实践经验，不断挑战着所有基于发达国家实践的经典理论，也呼唤着基于本土的人口学理论创造。

　　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规模庞大的人口，更拥有丰富多样的人口现象。以人口迁移流动现象为例，虽然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但从未有哪个国家会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内实现近半数国民的大迁移（即“春运”现象），也很少会针对“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展开如此激烈的讨论。这些由于中国文化、制度及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等衍生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没有哪个经典理论可以准确解释或解决，仍有待进一步的理论修正或创新。

　　事实上，中国丰富的人口现象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学界和人口学者的热切关注，如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社会性别平等现状、独生子女与“空巢”家庭现象、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人群、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等。这些领域都有深入挖掘的价值，都有可能弥补现有理论的缺憾，都是培育新的人口理论的沃土。

立足本土 比肩世界

　　当前，中国人口学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分析、借鉴汲取世界人口学的有益养分，其指标、方法和技术日益更新完善；同时又以交叉学科的视野，不断补充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吐故纳新，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它受到中国人口实践的充分滋养，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呼唤着新的人口理论。

　　随着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成为新的政策目标，并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三步走战略，平稳过渡到新的政策阶段。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低生育率陷阱”、“如何实现妇女工作与家庭平衡”、“如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被提出，但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如“低生育率陷阱”是欧洲一些国家的生育率陆续低于1.3之后产生于世界人口学界的一种恐慌，加之很多国家即使采取了鼓励生育政策也未能起到良好效果，使恐慌更甚。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也开始低于更替水平，自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影响到对生育政策调整速度与幅度的判断。然而，近年来欧洲生育水平开始呈现缓慢回升态势，“陷阱”论似乎不攻自破，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是否也会经历先“抑”后“扬”的态势？由此带来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后果将会如何？这些问题有待于全世界的人口学者共同研究和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人口学发展，不仅立足本土，而且与世界比肩。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的人口学发展仍面临着本土理论创新不足的严峻挑战。虽然丰富的中国人口现象和实践孕育了人口学理论创新的种子，但如何用中国话语总结中国理论，并与西方学派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仍存在一些障碍。有些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现象，基于西方价值观所进行的阐释往往存在偏颇甚至错误，但流传甚广；有些中国学者为了使其观点被西方接受，习惯于套用西方范式，甚至模仿西方的评价语气，罔顾事实，令人遗憾。

　　总体而言，关于人口现象和实践的定量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较容易达成一致，因为所使用的指标、方法和模型基本统一，所做的创新也较容易被认同和接受；而关于人口现象和实践的理论研究则很难走出国门，更不用说被西方学界所认同。由此中国人口学发展呈现出重实证轻理论，进而本土理论日渐衰微的趋势。这是必须引起国内学界关注和重视的。因为只有正确的理论才有可能引导正确的实践，中国特色的人口实践必须用中国本土的人口理论加以引导。其他国家的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或者水土不服，或者隔靴搔痒，甚至有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

　　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完全相同的国情，遑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显著，具有独特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和社会制度的国家。迄今为止，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已经顺利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到一个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人口发展同步的阶段。无论是低生育率，还是人口老龄化，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全新的人口现象。如何应对这些丰富而复杂的人口现象，当前任何国家都没有标准答案。这就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人口实践与理论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机遇。我们应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独特的中国人口实践滋养和创新本土理论，并用这些理论指导和引领新的人口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