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二战反思流淌在德国人的血液里
2015年5月9日，德国柏林特雷普托地区，人们手持苏联士兵的照片，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
柯慕贤
柯慕贤 生于1961年，有4个孩子。2013年来华履职前，曾任德国2007年欧盟轮值主席国事务专员、德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
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受邀观看阅兵式。当日下午，柯慕贤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论其观看阅兵式的感受，并分享德国的二战反思文化。
在柯慕贤看来，二战反思流淌在德国人的血液里，但反思并不是从二战结束就发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代人的努力，通过民间的讨论和推动，最终达成国家层面的共识。现在，纪念文化已经成为德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
他也表示，德国之所以能重新取得邻国的信任，不仅与德国诚恳认罪的态度有关，也与邻国伸出橄榄枝有关。反省历史之后，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强调和解。
【阅兵式印象】
新京报：你今天(9月3日)上午出席了阅兵式，对此印象如何呢?
柯慕贤：德国的纪念文化有所不同，德国现在不再举行阅兵式，因此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阅兵式。印象非常深刻，组织得非常精心，整个流程安排非常顺畅。
我坐在主席台上，现场和一位中国的高级军官进行了交流，他告诉我，为了这次阅兵，中国准备了半年多。我能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物流和组织方面都是。所有的环节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新京报：在纪念日，德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纪念?
柯慕贤：平时会在联邦议院举办大的纪念大会，所有的媒体会进行报道。学校也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要强调的是，这不一定是由政府主导的，很多纪念活动是社会自发组织的。
在德国，现在已经不需要由联邦政府指导整个过程，因为纪念文化已经成为德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德国人会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比如说，很多老师，包括在北京的德国学校，他们可能就自己决定在纪念日要教学生一些有关二战历史的内容。
【德国反思二战】
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60年代后新一代推动
新京报：二战后，德国是如何达成面对二战历史的共识的?达成这个共识用了多久?
柯慕贤：其实可以说，二战结束后的20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纳粹统治和二战是一个禁忌话题，无论在公共舆论，还是家庭或学校里面，都很少出现这个话题。
有哪些原因呢?一是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们自己也参与了纳粹的统治，自己也犯下了一些罪行，所以他们不愿意面对这段历史;二是还有一部分人受到的震撼太大了，他们失去了家人，这段经历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回忆，所以也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
20世纪60年代后，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说：“不，我们不能这样，要面对历史必须反省当时犯下的罪行，也必须反省整个战争时代。”他们引发了整个社会和政界的大讨论，之后这个讨论没有再停下来，而是成为席卷整个国家的洪流。
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当时其实有一部分人反对勃兰特这么做，但自从勃兰特下跪之后，整个争论就进入了彻底反省的过程。
新京报：勃兰特下跪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动来进行反思?
柯慕贤：要强调的是，这个反省的思潮主要是由社会发起和推动的。其实50年代，联邦政府也曾表态、道歉，要赔偿受害者，但真正的转折是直到勃兰特下跪后才发生的。
在具体的反思行动上，首先，政府设立了一些纪念日。比如1月27日，被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1945年的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位于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5月8日是二战在欧洲结束的日子，这一天也会有官方纪念活动。
其次，政府从立法层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德国法律规定，否认犹太人大屠杀是犯罪行为，是非法的。尽管德国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在德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新京报：德国又是如何保证关于二战的历史不被篡改，能够真实地出现在学生的教科书上呢?
柯慕贤：德国的历史教材是和其他所有教材一样，由国家颁发。在德国，教育属于各个联邦州的职权范围，有一个专门的历史专家委员会对教材进行评估，保证不会乱写不属实的内容。同时，由于我们有相应的法律监督，所以教材上永远不会出现否认犹太人大屠杀或者否认德国发动二战的内容。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个全面的共识，一定要反省这段历史。我认为，这种反思流淌在德国人的血液里。
【邻国关系重建】
德国认罪态度赢得邻国信任
新京报：二战中，德国的许多邻国都受到侵略，但我们看到，德国现在与这些国家相处得非常好。二战后，德国是如何处理与周边邻国关系的?
柯慕贤：这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反省历史，承认这些罪行是德国犯下的。通过这一点，我们与邻国能重新建立起信任。我们的确成功地建立起这种信任，我们的邻国就不再担心有一天德国会突然攻击他们。
第二个重要前提是，二战后，整个欧洲可以说全面损毁。在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两次战争后，在欧洲也有一种共识，我们不能再这么做，必须采取新措施，必须合作，来重建欧洲。最终这一态度的成果就是欧盟。大家当时都明白，战争不是可行的办法，我们必须找到妥协，要和平相处。非常遗憾的是，欧洲用这么长的时间，牺牲了这么多人，才明白这一点。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德国重建与邻国友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柯慕贤：我认为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当然是德国认罪的态度，取得了邻国的信任。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国家向德国伸出了手。因为要想建立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当然必须反省历史，但反省历史之后重要的是要展望未来，强调和解。
【两德统一】
德国让世界相信重新统一不会成为威胁
新京报：在经历二战之后，德国又经历了漫长的分裂过程。今年是两德签订统一协定25周年，德国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柯慕贤：德国的分裂是冷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冷战结束之后，德国才有条件重新统一。德国人一直希望重新统一。
从德国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重新赢得了世界的信任。让全世界相信，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可以成功融入欧洲，永远不会再对欧洲和整个世界构成威胁。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人就算不努力争取，柏林墙有一天也会倒塌，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柯慕贤：我认为如果德国人没有做出努力，柏林墙不会倒塌。当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必须抓住。没有抓住的话，很难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如果分裂的时间太长，两个德国发展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就不好说了。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颜颖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