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
我们需要文化繁荣,它是文化强国战略的目标要求,与激发文化创造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相辅相成。但同时也必须追问一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这个问题对于推动文化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繁荣与城市命运变迁的历史启示
城市史学者研究指出,任何城市都有其从兴起、发展、繁荣、衰退或再度繁荣的生命周期。城市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物理属性,如自然条件、建筑等;一个是文化属性,如人们对于城市的情感等。现代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属性规定着城市兴衰的生命周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确立城市的人文形态,并在城市中实现物化或外化,城市的文化与其发展是无法剥离的。文化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它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文化的繁荣伴随的并不一定是城市的兴盛,关键问题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撑城市发展的是何种类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否具有与经济、社会、技术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能力。文化的类型与城市的兴衰本质相关,不同类型的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大相径庭。
在整个中国文化漫长发展中,凡是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特征凸显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强盛之时;凡是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特征遮蔽之日,就是中国文化衰微之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类型与国家或城市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文化的兴盛能促进国家或城市的发展,但有些类型的文化繁荣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惊天危机。如我国南宋时期的临安和古罗马帝国,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价值取向成为他们走向衰亡的文化征兆。
二、我们需要什么类型的文化
综上所论,我们不难发现,铸就古希腊、近代欧洲、当代美国以及中华文明的人类文明巅峰的文化类型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创新、智慧、包容、力量。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城市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一是精神文化层面的观念创新。创新型文化的实质就是观念创新,它展现的是观念的力量。观念创新不仅仅是风尚的演变,更是价值的流变。一个城市要想保持生命力,保持文化的辐射力,就必须要有观念创新的能力,并通过观念创新,形成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二是制度文化层面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最能反映一种文化的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力。判断一种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判断一种文化成熟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指标。作为一种以倡导创新、激励创新为取向的文化形态,创新型文化必须在制度创新中实现并得到巩固。三是物质层面的技术创新。现代文化生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科技的开发和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文化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化生产的质量和水平。创新型文化在当今世界尤其集中表现在科技发明与艺术设计上,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最佳结合的范例。
智慧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崇尚知识,追求理性。理性作为智慧型文化的关键词,其内涵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基本形式,从其实质上讲属于精神领域,是人类智慧型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属于外在的行动的智慧,主要体现为对技术产品的重视和偏好,反映人与物的关系,是智慧型文化的物质性、自然性内涵。价值理性属于内在的心灵智慧,主要体现为对社会精神和人类伦理的重视,是智慧型文化的精神性、社会性内涵。价值理性也是推动人类社会重大发展变革的思想武器和伟大动力。
包容型文化是一种具有包容心态和性格的文化,其最基本的内涵是认同不同的文化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地位。它的关键词包括:开放、宽容、多样性和对话。包容型文化与开放是天然盟友,开放的观念,开放的社会,开放的资源、要素、人才市场可以不断凝聚文化的能量;开放的城市品格和良好的开放心态,可以为观念、文化、技术的交流提供自由空间。包容型文化具有良好的宽容意识,宽容既表现为对各种异质文化的兼收并蓄,又表现为没有排外意识,不打压观念上的新奇,不歧视生活方式上的独特,容忍和鼓励怀疑、批判、求异、创新等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包容型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因多元而可爱,不因单一而高贵,尊重文化的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让想象力和智慧充分迸发。包容型文化主张和重视文化间的对话,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多种文化的共存过程,而是各种文化的好奇、倾听和对话中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乃至相互吸引、相互交融的过程。
力量型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中属于血气的部分,强调的是何谓正义、何谓勇敢的价值品性,它是对文化的理性结构的矫正。力量型文化对应消解型、娱乐型文化。消解型、娱乐型文化将人引向感官享受、物质追求,最终文化的力量被消蚀。中国文化的流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从“血性张扬”对“血性消弭”再到“强大外来压力上的血性回归”的历史循环。
三、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如何实现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建立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基础之上。高度的自觉与自信有利于形成文化的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特质,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反过来会强化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一种在文化上的认识与觉悟,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它包含认识与行动两个层面:认识层面就是能清楚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能认识到现在的文化是过去的继承与发展并且还在不断地继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地发展;能保持自身文化的优质、特色,并不断去掉不合时宜的部分;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保持、发展、传播自身文化的特色。行动层面就是要维护两种文化权利,一是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二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前者是要在吸纳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确立国家转型的文化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后者是要使每个公民都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解决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要,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和谐。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不仅在于它在全球文化、政治版图中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特个性并恢复自信,维系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而且在于它在参与世界文化价值体系建构中,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所代表的国家软实力为“和谐世界”建设做出贡献。
(二)市民文化权利
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以文化权利的实现为基础,只有充分实现了市民文化权利,我们才能建设发达、繁荣、可持续的城市文化。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是决定城市文化发展成败的重要环节,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也是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建设的重要主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化权利的实现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现代化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人的现代化,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一批适应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合格现代公民。这种合格现代公民的养成必须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保障。只有当人的文化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文化建设的兴趣、热情和创造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文化的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要素才能充分聚集。
(三)科技、创新与力量
当今时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影响着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创造着新的文化发展模式。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是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的重要实现途径,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科技进步与文化的创新、科技进步与文化力量的形成本质相关。
科技进步与文化创新的互动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主旋律,科技是文化形态演进的催化剂,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科技促进文化创新,形成文化力量的最直接表现是文化产业的勃兴与强势发展。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将极大地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丰富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提升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将使高科技找到新的应该领域,提升科技产品的内涵,拓展市场空间,降低发展风险。文化科技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业态,可以实现文化与科技之间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大大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包容的市场
文化与市场之间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市场对智慧、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突出的是工具理性,尤其是市场与消费的互动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会消弭文化的力量。但市场在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与市场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渗透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市场的发展,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在这种互动中,文化生产要素在资本的纽带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集和流转,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批量销售使文化传播速度和效率全面提升;在这种互动中,市场为文化注入了巨大的包容能力,市场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需求的增长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市场所创造的不断变化的文化消费模式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消费者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活力的共同作用下,成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或创造者,也极大地激励了文化的创新和流动。
在当今文化流动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在市场中聚集的力量,成长壮大的文化,就越有创新性,越是充满智慧,越具有良好的包容性,也更加充满力量。市场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它配置文化资源,为文化的生长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它并不能解决文化的所有问题,市场中有时也会生长出有消极作用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五)智慧的阅读
阅读是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的重要源泉,而城市的出现既推动了阅读,也因其对人类知识、智慧资源的大规模集中运用,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阅读因此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资源。
如果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那么书籍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智慧增长的阶梯。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书写载体的进步打破了特权阶级对阅读权利的垄断,使更大范围的社会化阅读成为可能,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伦敦、巴黎、纽约等城市不但成为经济、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文化中心。20世纪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对人类的阅读史、社会发展史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电影、电视、卫星通讯、互联网等一系列技术的出现让人类迈入全新的信息化时代,它一方面极大地便利和拓展了人类信息发布与知识交集的渠道;另一方面,依托城市资本和知识集中的资源优势加速了出版和阅读市场的产业化、全球化。
(六)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是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消费永远是一种需求,它往往是创新的动力。从更深层次上讲,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人生命活动的组织部分,也是人再生产自身的重要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和经济的融合相关联,消费与文化之间可以建立良好的相互促进关系。
消费文化本是一个中性概念,理性的消费文化并不排斥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要素,但非理性的消费文化会导致社会的堕落、腐败、意志力减退。非理性的消费文化信奉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不同于一般经济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是满足被现代广告和大众传媒不断刺激出来的欲望。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主张和引导理性的消费文化,反对和排斥非理性的消费主义。在对消费文化的引导中,我们需要破除的是文化即娱乐的错误观念,需要把握消费的本质,凸显和培育文化的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特征。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既追求合理需要的满足,又不被满足需要的对象所奴役,是一个主动的、有意义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主体性建构过程,是人不断超越自我、积极寻求生命意义、实现人的生命存在的尊严的过程。
四、文化繁荣的深圳样本
人们谈论深圳时往往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将深圳看成一个“经济动物”,二是以为深圳先有经济后有文化,或者只有经济没有文化。改革开放30多年,深圳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最流行的解释是比邻香港,地缘优势使然。这个解释貌似正确,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地缘、经济背后的文化力量。
观念文化、文化立市、文博会和深圳读书月是解读深圳文化的重要密码。
深圳的成功,首先是因为观念作为文化在这片热土上走在实践前面。这不仅是因为“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是观念的产物,更是因为深圳的“敢想敢试敢干”。深圳的发展中,最值得肯定的是观念的创新。深圳之所以能够产生新观念,得之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还因为这座移民城市的传统观念相对淡薄,城市文化具有开放多元的特征。深圳对于国家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新观念、新价值的诞生和社会文化的当代转型。这既可以看作是深圳在观念层面对全国的启蒙过程,也可看作深圳这座新兴现代化城市在观念文化上极具创新性、开放性的最初展现。正是观念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凝聚着深圳文化的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
“文化立市”是深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理念,也是深圳文化进步的重要节点,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集中体现其中。“文化立市”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日益深刻的文化自觉以及年轻的深圳面向未来的文化抱负。在落实“文化立市”战略的实践中,深圳致力于城市文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创新,实现市民基本的文化权利、建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政府公共文化行政的核心理念。最能体现“文化立市”创新精神的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大批文化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举措从深圳走向全国,深圳4次获得“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了深圳十多年来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文化产业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读书月作为相对微观的文化活动,对于一些文化中心城市也许并不起眼,但其中传达着深圳作为新兴城市的文化追求。“深圳读书月”是深圳追求知识和理性的智慧型文化建设的鲜明标志。自2000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15届,活动内容日益丰富,形式不断推陈出新。深圳不遗余力地举办读书月,推广全民阅读,就是要树立一种城市文化的精神和姿态,树立尊崇知识、求学问道的旗帜,塑造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的市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城市因崇尚读书而受人尊重。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文化正日益成为深圳文化的主流,成为深圳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取向。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深圳文化的繁荣、健康发展,从而奠定深圳在全国的文化一线城市的地位。深圳在给全国城市发展提供一个“经济样本”的同时,能否秉承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和力量型的文化取向,为全国提供一个来自深圳的“文化样本”。这既是深圳文化人的文化使命,又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文化繁荣的花朵在历史的天空中次第绽放,但带给人们并不总是沁人心脾的芬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我们的答案是,需要充满创新、智慧、包容和力量的文化繁荣。聚合创新、智慧、包容、力量要素,未来中国文化一定会超越已经困扰中国百年的中西体用之争,一定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一定是具有强大创新动力,理性与血性兼备,具有与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化。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3-11(作者为国务院参事、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