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衡量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维度

      在短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出现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萧红、张爱玲、钱锺书、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穆旦、沙汀、艾芜、丁玲、何其芳、路翎、朱自清、林语堂、周作人、卞之琳、汪曾祺、丰子恺、叶圣陶、许地山、郁达夫等一大批熠熠闪光的名字，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文学时代。这个作家群像，足以让读者对新文学致以敬意。我们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对某些作家的作品并非特别熟悉，但这些作家仍然让我们感到信赖。这种感觉相当微妙，是一种信赖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很难让读者拥有的信赖感。

　　 时间是重要的衡量要素

　　从作品可读性来说，现代文学经典很多比不上当代的。比如，当年的《废都》、《白鹿原》甚至是《上海宝贝》、《狼图腾》、《曾国藩》等作品所引起的阅读狂潮，一点也不亚于《家》、《围城》等现代经典。不少当代作家的创作数量，早已远超现代作家，但其分量仍不如现代作家。读者喜欢一位作家，是出于对作家长久的文学工作产生的尊重、对作家独特人格魅力的敬仰等方面的考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鲁迅、郁达夫、汪曾祺等作家一生都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要找出在文学史上能和这几位相匹敌的当代作家也难。对于读者来说，作家的创作数量、作品的可读性、长篇小说有无等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读者的眼光，就是文学史的眼光。文学永远是一项长期的“苦役”，读者在理解作家作品的时候，往往会超越具体创作的得失，而从一位作家长期的工作和生活来衡量他的文学史意义。

　　当然，也有依靠一两部作品建立起文学史地位的作家，但这样的情况毕竟不多。比如钱锺书，他只留下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文学作品数量很少，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牢固的地位。钱锺书是大学者，从事的又是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对于他，并非偶一为之的事业。他数量不多的纯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和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围城》与《谈艺录》、《管锥编》等叠加在一起，才让读者对钱锺书产生真正的敬意。

　　对于这些已获得读者承认的作家来说，文学是一种终生的“长跑”。正是这种对于文学始终保持着孜孜追求的姿态，才是作家获得读者信赖的主要缘由。这个话题之所以在今天还有意义，正是因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一些曾引起过巨大反响也确实留下了高质量作品的作家放弃了写作。不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声名极盛的作家，现在已很难再读到他们有分量的创作了。真正一直笔耕不辍的，可能只有王安忆、阿来、迟子建、贾平凹、张炜等寥寥几位。

　　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曾经有过很“猛烈”的写作阶段，但这种状态的难以为继，让最初对他们抱有较高期待的读者不无失落，比如陈染和卫慧、棉棉几位。当然，也许她们在某一天还会以一部或几部作品再次“震动”文坛，但这种起落无迹、倏忽来去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不值得抱过大期望的。

　　当代还有一个必须言及的现象，就是“作家学者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蒙倡导“作家学者化”，引起了广泛关注。王蒙、刘心武等著名作家还身体力行。但现在看来，这场“作家学者化”的实践，对于身在其中的作家来说，并非一件特别值得肯定的事情。对于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的研读，真要投身进去在研究中取得成果，理论上既不大可能，现实中更受到众说纷纭的批评。这些历经历史淘洗的少数文学经典，只是用来加强作家修养，而不是被用来让作家做科研对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格非虽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但是这种常年的学术工作，对于一位长篇小说作家来说，积极意义是否真的更大，暂时难下结论，尽管他的《金瓶梅》研究眼下正受到关注。像马原中途进入高校，花费时间和精力做西方文学经典的解读，这种工作，能真正提供给学术史的东西很少。近些年，王安忆、阎连科、柏桦、于坚、王小妮等纷纷进入高校，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无论对于学术史还是文学史，都不能评价得过于乐观。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依据，只是常识性的、最为浅显的一心不能二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隔行如隔山等而已。鲁迅当年花费半生知识储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但他也意识到这种付出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在上海的十年，他多次拒绝来自大学的邀请，安心在家中写作。老舍1936年从山东大学辞职，初衷也是为了能专心致志写长篇。巴金则自觉地终其一生保持着独立姿态，一生沉浸于思考和写作，更是当代作家难以达到的境界。

当代文学“长跑选手”寥寥

　　标示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只能是文学的“长跑选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级作家，都是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终止过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放眼当代，尽管有不少因各种原因中断创作的作家，却也有少数几位可以和现代作家比肩而立并不逊色的作家。

　　多年前，贾平凹曾描述过第一次来北京领文学奖之时，见到许多才气横溢的年轻作家，由衷地产生了一种“人外有人”之感。近30年过去，当时的佼佼者，能和贾平凹比肩的，可能只有一两人了。文学的长跑者不能单纯依凭视野、才气、学养等，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的坚持，在中外文学史视阈中，对于自己的文学境界能够达到的高度、广度的自信和始终如一的追求。贾平凹自身的文学训练极有耐心，写《浮躁》之前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作品，已经奠定了他在80年代文坛的地位。《白夜》、《土门》、《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高兴》、《秦腔》、《古炉》、《带灯》、《老生》……每一部都开拓出新的境界。贾平凹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艺术家。

　　自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莫言研究方兴未艾。和贾平凹的精雕细刻不同，莫言是将短跑冲刺和长跑的坚持结合得完美的作家，他可以只用两个月写出一本50余万言的 《生死疲劳》，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让这种疯狂的创作激情耗损了对于文学长远目标的追寻。读者有理由期待着莫言达到一个更高的文学之境。

　　与写出《檀香刑》的莫言的创作相比，写出《心灵史》的张承志就显得可惜。1991年，张承志在《心灵史》的代序里写道：“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在他看来，此前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只是一种必要的训练，而这部书完成，他作为小说家的使命就已完成，再写小说已无意义。张承志的选择，对于他自己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则是一种损失。对于那些终将在文学史上留下稳固地位的长跑选手来说，“文学的最高峰”永远不会出现，或者，这种判断只能留给读者，而不能作为作家自己中断小说创作的理由。

　　韩少功是另一种类型的 “长跑选手”。韩少功写作三十多年，至今只有三部长篇，有时我甚至想，仅以三部长篇，怎么撑得起在当代文坛这么重要的地位？1996年的《马桥词典》关涉的是“我”青年时代长达六年的记忆，但它又和下乡知青无关，而是全力写插队的马桥当地人生活。韩少功在耐心地编撰着一本乡土词典。2002年的《暗示》，同样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却是一本野心勃勃的“书”，试图从哲学层面来探讨仪式、言、意、象的奥秘。和《马桥词典》最为不同的是，在写作中的感性材料，除了插队时的农村、农民之外，开始有意识出现了对下乡知青群体的关注。2013年的《日夜书》，则几乎在全力以赴地处理下乡知识青年自己的记忆和现实。同样写知青记忆，《日夜书》和《马桥词典》在题材的选择和安排上，正好构成鲜明的两极，不得不让人意识到这是作家有意的安排。在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一位作家如此慎重、精心地处理青少年时期那段并非漫长的生活，不能不说，韩少功在他大量文字之中一贯蕴含着的理性，同样在深刻地影响着他整体性的写作。这是文学的“长跑选手”中较罕见的情形。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文学 “长跑选手”，中国当代文学在面对由一批大师代表着的中国现代文学时，在面对更为丰富繁杂的外国文学时，才有了追赶前辈的信心和方向，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