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与支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对侵华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杰作，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两个战场对日军形成夹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战略夹击的战略格局，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这是无从选择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开始前后，全面科学地分折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认为：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敌小我大，这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日军只能控制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国民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和拥有200多万军队，其装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且控制全国资源，有力量正面御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政治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任务。因而，“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以抗击日本侵略军。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

        积极配合与支援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国民党军队主要是战役上的配合。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败退之际，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歼敌精锐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接着，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沉重打击日军，掩护友军的退却。太原失陷后，友军南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力的正面战争结束，以八路军为主力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对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采取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山西为主的敌后战场。尔后，依托山区，发展平原，迅速扩展到晋、察、冀、绥、鲁、豫等省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在华中，当日军攻占上海、南京继续西进之际，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配合友军作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当日军攻占广州和海南岛时，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形成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七七事变”前后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东北敌后战场，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关内抗战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敌后战场形成后，在战略上积极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第一，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与策应。当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日军第2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袭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1940年6—7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主要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的嘉奖电上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此后，日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其华北方面军的力量，对付八路军。1944年春，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妄图打通中国大陆至东南亚的交通线，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又一次大败退时，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有力地打击牵制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进攻至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这些都是在战略上对正面战场的有效配合和支援。第二，战略、战役指导上的协商与建议。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日军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接受，导致日军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并派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进一步阐明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为日军的主攻目标，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因而它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战役，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余万。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正面战场为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与国民党军形成有效配合，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日军围攻的作战中，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八路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间接配合，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2—3月间，八路军第120师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围攻的作战中，得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的积极配合，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7座县城。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7座。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防御阶段相互积极配合，从而陷敌于两面作战、腹背受击的被动局面，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放弃速战速决，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从此，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在侵华日军后方开辟的广大敌后战场，对其构成致命威胁，迫使日军不得不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转移其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肩上，敌后战场也就逐渐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敌后战场发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建立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具有抗日的坚定性，它在整个抗日作战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而它的英勇抗战精神，特别是随着人民武装力量和敌后战场的扩大，又极大地鼓舞着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

        对建立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忠诚性。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首先提出停止内战，而且表现在整个抗战期间忠守诺言，总是以团结抗日为大局，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友军。抗战期间，虽然顽固派搞一些军事“磨擦”，或者勾结日伪军搞腹背夹击，甚至发生过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着重打击和揭露少数顽固派的破坏阴谋，使两个战场对日作战的相互配合、协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两个战场同时打击侵华日军，使其顾此失彼，这既有利于消灭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由被动变主动，由弱变强。八年中，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不难想象，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日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不断增强其战争力量，使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得逞。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来源：学习时报，2015.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