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守护敦煌艺术宝藏，传承人类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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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 汉族，女，浙江省杭州市人，1938年生。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自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院坚持工作5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

　　第45窟西壁龛内北侧 菩萨（盛唐）

　　第二七五窟西壁 弥勒菩萨（北凉）

　　■演讲人：樊锦诗

　　■地点：敦煌市莫高窟九层楼前广场

　　■时间：2014年9月

　　创建于公元4—1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在中国历史上繁荣了一千年，演变成中西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蔚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藏。元明以降数百年来，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沉寂，嘉峪关的封闭，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由自然损毁、人为破坏、甚至偷盗的境地，使光辉的艺术丰碑黯然失色。敦煌研究院成立于抗战时期，1944年，一批有志之士赶赴敦煌，在敦煌莫高窟设立了保管、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开始了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等工作，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1998年4月始，樊锦诗任院长。

　　不知不觉间，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已满51年了。51年，像做梦一样。

　　敦煌的条件确实相对艰苦，但我相信，金钱和享受并不是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准。敦煌的艺术宝藏，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我们要让这里的年轻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为此，我们创造机会让他们重返大学，攻读硕博学位，出国深造。让年轻人广泛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开阔视野。世界永远是年轻人的，文物事业始终要交托给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一代代的莫高窟人，经历岁月的磨砺和洗礼，孕育出了“莫高精神”：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这种精神让我充满力量和希望。敦煌石窟、研究院就是我的家，已经融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想想，人的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为它做出一点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来世上一趟。我有幸为敦煌服务了一辈子，这辈子很值得。

　　下面，分为三个时期简单介绍敦煌研究院七十年来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文物所做的主要工作。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

　　 （1944—1949年）

　　1942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将莫高窟收归国有，第二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做了人员、资金和业务的各项筹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创立。根据于右任先生提出的“寓保护于研究之中”的倡议，以保管研究莫高窟为主，也兼及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今瓜州）榆林窟的一些保管工作。以上三处石窟统称为敦煌石窟，有时也称莫高窟为敦煌石窟。其职能专门从事敦煌石窟的研究、保管工作。首任所长、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和他带领的10多名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西北边陲敦煌，面对的是破败不堪的石窟，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困难，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拆除了窟内俄国人搭建的全部土炕土灶、对石窟作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装了窟门，修建了长1000余米的围墙，有效地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

　　与此同时，开始敦煌壁画临摹、洞窟内容调查和编号；设置陈列室，展示文物；到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制订了进窟工作和参观的办法，撰写洞窟说明。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立，标志敦煌石窟结束了约四百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翻开了保护、研究和弘扬新的历史篇章。前辈们筚路蓝缕、含辛茹苦所做的各项开创性工作，为此后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

　　 （1950—198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敦煌石窟的保护。中央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常书鸿为所长；制订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派来了文物、考古和古建专家，对莫高窟作了全面综合勘察，提出了保护和研究方案；修缮了五座残破的唐宋木构窟檐。这时明确了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也由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管理的职能。1961年，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环境稳定，而艰苦的日常生活和简陋的工作条件并无多大变化，员工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即使在10多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虽业务停顿，职工中也存在派性，互有指责和批判，但全体职工对保护敦煌艺术宝藏的认识和态度完全一致，依然共同坚守和保护着敦煌艺术宝藏，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丝毫破坏。

　　这个时期针对壁画和彩塑病害频发、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的问题，首次实施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抢救性保护：倾倒的塑像被扶正加固；濒于脱落的壁画，作了边缘抹泥加固，或铆钉固定和灌浆黏结加固；对起甲、酥碱病害的壁画，与国外专家一道试验采用新的修复材料和工艺方法作了修复；特别是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国家拨巨款，以“支”、“顶”、“挡”、“刷”的技术，对裂隙纵横的莫高窟南区崖体和石窟实施了全面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解决了石窟的稳定性问题，经过加固的莫高窟能承受7级烈度的地震，使濒临坍塌的洞窟，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妥善保护。为了防止风沙对壁画和塑像的磨蚀，还在崖顶做了铺设草方格的挡沙栅栏试验。

　　这个时期也是敦煌艺术临摹的黄金时期，完成的敦煌壁画和彩塑临本数量多、质量高、内容丰富；还首创原大、原状整窟临摹；根据多年的临摹实践，总结、归纳出三种临摹方法，对以后临摹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临摹对敦煌壁画艺术各个时期风格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尝试创作新壁画；不仅在国内的北京、上海和郑州等大城市，而且到波兰、捷克、印度、日本等国举办敦煌艺术展览。

　　这个时期敦煌学研究主要做了基础性的整理研究。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基本搞清敦煌石窟壁画图像、彩塑的内容，出版了多年调查研究的成果《莫高窟内容总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这是研究敦煌石窟必备的基本资料；还对本院收藏的藏经洞出土文献开展整理研究；配合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对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完成了《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考古报告；协助武威天梯山石窟搬迁保护，完成了《天梯山石窟》考古报告；开始对敦煌石窟艺术和内容的研究。

　　 敦煌研究院时期

　　 （1984年到现在）

　　1984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了职能、扩大了编制、增添了员工、增设了部门；敦煌研究院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与国际和国内高端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合作，合作中开阔了视野和思路，引进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迅速提高了我院专业人员的能力和水平；采取送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法培养人才，形成了一支文理艺术兼有的多学科专业人才队伍；建造和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本改变了以往的艰苦和闭塞状态。

　　这个时期正值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全方位探索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科学保护、研究、传承和管理问题，并采取了与敦煌石窟职能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技术、人文学科研究、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等综合措施。这时的敦煌研究院是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综合性科研和保管机构。

　　 首先，制订法律法规和规划。 制订和颁布专项法规。2003年，经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明确了莫高窟保护对象、范围，规定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及其保护、利用、管理工作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也明确规定了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在保护莫高窟方面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责任。这项专项法规颁布，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制订和颁布保护规划。1998～2004年，中、美、澳三国四个单位共同研讨制订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对莫高窟价值及其本体和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科学的评估，制定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又按照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四个方面制订分项规划的目标与对策，编制主要措施与分期实施计划；最后提出规划实施的支撑体系。自《规划》制订和甘肃省政府颁布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以《规划》为指导和依据，开展莫高窟的保护、利用、研究和管理各项工作。

　　 其次，敦煌石窟本体和环境的科学保护。 施行保护和修复的科学技术研究。通过科学研究，确定了石窟壁画颜料的成分及其颜料中胶结材料的性质和类别；掌握了泥质壁画地仗层的组成结构及物理化学性质；掌握了壁画多种病害的机理；研究并确定了针对不同病害修复的材料和工艺。采用数字技术永久保存敦煌石窟文物。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石窟文物信息，经过多年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校正、数字图片拼接和存贮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实施了建立全部敦煌石窟数字影像档案的工程。这些成果已应用于石窟保护、学术研究、美术临摹等领域，并在国内外多次展览中为观众提供了丰富逼真的敦煌艺术视觉体验。建立莫高窟安全防范监控系统。安装了包括入侵报警、视频监控、音频复核、在线电子巡查、周界报警、安全照明、安防通讯等多个子系统的安防设施，对所有布防区域可进行全面有效监控。保护莫高窟人文和自然景观。拆除窟区近现代添加物；迁出窟区的工作和生活用房；完整地保护莫高窟窟区前历史形成的舍利塔群和寺庙等人文景观，以及山岭、沙漠、河流、树木林带等自然景观，使莫高窟保持了庄重、古朴、幽静的文化氛围。治理莫高窟风沙。在莫高窟崖顶建立了长6000米的高立式阻沙栅栏，以阻挡疏导来自主风向的沙害；崖顶沙源所在的沙山铺设了100多万平方米草方格固沙；种植10万平方米沙生植物固沙林带；铺设了160多万平方米砾石压沙带，形成了以固为主，固、阻、输、导结合的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风沙对敦煌壁画和彩塑的磨蚀。构建莫高窟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采用风险管理理论、现代传感器技术和网络技术，逐步实现对莫高窟遗址的大泉河水文变化、崖顶沙尘、崖体和洞窟振动、地震、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和游客流量、壁画病害等方面监测的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并通过监测数据分析，为遗址保护、风险控制和管理提供依据和指导，建设国内首个以“物联网”为基础的遗址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这个时期保护和修复的科学技术，与国际接轨，取得长足进步，在中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得到国家科技部的认可，被批准为文物系统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仅保护本院管理的敦煌石窟，而且为西北乃至全国的石窟寺和土遗址保护开展服务。

　　 再次，敦煌艺术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开拓。 敦煌美术研究方面，对敦煌石窟各时期各类型的美术作品风格、技法与美学特征做了总结性的研究，还在建筑、图案、飞天、山水画等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从美术史的角度，按时代发展的顺序，开展了敦煌石窟美术史的研究，现已出版《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方面，一方面发现并考证出一批以前未知的佛教故事和经变等题材内容，另一方面对佛教故事、经变等在全面深入解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总结性的研究，产生了《敦煌石窟全集》（为专题分类26卷本）一系列成果。石窟考古研究方面，对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前期、中期和西夏时期石窟进行了考古分期研究。另外，制订了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按照计划，采用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出版了第一卷考古报告，全面、准确、科学地记录了本卷洞窟的全部遗迹，并探索出石窟考古报告编写的科学方法。对莫高窟北区洞窟实施全面清理发掘，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功能、性质，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出版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考古报告。北区石窟的考古成果还带动了一些领域的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不仅对院藏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整理，而且由敦煌研究院主持对甘肃省藏敦煌文献做了全面调查与整理，出版了六卷本《甘肃藏敦煌文献》。同时，对敦煌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书《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进行全面修订，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近年，又开展了敦煌藏古藏文文献的全面调查与整理工作，现正在研发敦煌遗书数据库（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主）。

　　 再有，针对敦煌壁画多元文化的特点，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俗、科技、交通、服饰的研究；音乐、舞蹈的研究，特别是对敦煌乐器的研究复原取得突出成果；敦煌石窟西夏时期密教图像的深入研究；供养人画像与世家大族的研究，对供养人的身份、家族、佛教供养活动，以及供养人画像的服饰化妆探讨研究；吐蕃时期石窟图像和相关藏文文献研究；回鹘时期的回鹘民族及其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汇流之间关系的研究；单个洞窟研究；佛教文学研究。敦煌石窟临摹。经过几代人的临摹研究，已总结出一套临摹技法和规范，并对各时期壁画的绘制技法有了深入的认识。近二三十年间，完成了十多个代表洞窟的原大整窟临摹复制，并结合数字摄影技术，在准确性、色彩还原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进行了部分壁画的复原临摹研究。创办《敦煌研究》。自1982年创刊至今已出版145期，属国家期刊、核心期刊，刊物坚持学术性，开放性，发表了大量国内外学者有关敦煌学、佛教石窟考古、佛教艺术研究等方面的高水平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广泛而良好的声誉，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图书和信息建设。经过七十年的积累、发展，敦煌研究院整理了15万册有关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艺术等方面的专业图书和文献；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与学术数据库制作商合作，初步建成了“敦煌学信息资源数据库”，已开始运行。举办“敦煌论坛”。敦煌研究院连续举办10多届有关敦煌学研究、丝绸之路古遗址保护的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国际敦煌学、古遗址保护研究的重要的国际性学术论坛。这个时期完成了包括国家级、省级、院内重大课题在内的一批敦煌学研究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上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

　　 传承弘扬与遗址管理

　　传承弘扬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是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职责。莫高窟的洞窟虽有年代久远、内容丰富、艺术精湛、价值珍贵的独特之处，又有空间狭小、文物材质脆弱、病害频发的局限。每个洞窟既是文物库房，又是游客参观的展室。为了做到满足游客的文化享受，又保护洞窟的文物安全，敦煌研究院坚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坚持保护”的理念。多年来开展了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和石窟开放管理的调查研究。根据洞窟观赏价值、空间容量、有无病害；窟内的游客数量、游客流量、停留时间；以及开放洞窟内小环境（环境因素主要指标为温度、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等）的变化等等多种因素，确定了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制订了洞窟开放标准。经过科学研究，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为3000人次。洞窟开放标准为精选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精湛艺术的代表性洞窟供游客欣赏，开放洞窟面积不得小于15平方米，不能有严重病害；每批进窟的游客不能超过25人，停留时间不宜过长；为保持空气清新、保证参观质量，窟内温度应保持相对稳定，相对湿度应低于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1500ppm。

　　面对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莫高窟观光旅游，原来单一进窟参观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为充分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同时保护好莫高窟文物，使莫高窟真正“活起来”，敦煌研究院建议国家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采用数字展示技术，让莫高窟内的敦煌艺术搬到莫高窟外面向游客展示。这个建议得到国家和甘肃省的高度重视。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后，我院和国内外热心关注敦煌石窟的许多机构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经过数年建设和数字节目创新制作，今年正式竣工启用。

　　在这座高新科技与古老文化完美结合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目前唯一的球幕影院里，观看全球第一部展现文化遗产的8K高分辨率的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及4K超高清主题电影《千年莫高》。使游客坐在影院里就能身临其境地观看到莫高窟的敦煌艺术。先进的科技成果，还带来了全新的参观模式和优质的管理服务。莫高窟参观由过去的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改为现在的先观赏敦煌艺术数字电影，后实地参观莫高窟洞窟实景相结合的复合参观模式；由过去现场排队购票，改变为现在的网络预约、自主选择、线上支付。参观模式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的品质，改善旅游服务质量，而且可以减少游客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降低对洞窟开放的压力，莫高窟单日游客最大承载量也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达到文物保护和开放利用的双赢。

　　我院负责的莫高窟遗址旅游开放与管理工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为世界遗产旅游管理的最佳案例和国际上践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佳案例。

　　回顾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0年奋斗历史，经过莫高窟一代又一代传人的坚守，为敦煌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发扬光大，坚持和传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当年的举步维艰到今天的蓬勃发展，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今后的敦煌研究院应面向未来，继承发扬老一辈创造的“莫高精神”，继续加强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和国内合作，充分学习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先进理念、先进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更有效地发挥敦煌研究院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传承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