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利与弊

　在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数字化正在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学术研究领域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侧重不同，对数字资源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数据为社科研究提供支撑

　　社会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跨学科研究以及计量研究、可视化研究等方法的应用和推广，都需要可靠的调研数据来支撑。近年来，大批数据库的建设为社科研究提供了扎实基础。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向记者表示，自19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为更加全面地把握和理解政治、经济、社会的各种现象，学者从单纯使用定性研究转向综合使用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对数据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一些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如计量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国成介绍说，多年来，欧洲出台的公共政策、经济政策、福利改革，都是基于大量经验数据和专项调研数据，在建模分析、虚拟评估政策效果后推行，这种模式已成为常规做法。

　　近年来，我国学界不断吸取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经验，包括对数据的收集处理。李强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集主要是为个人研究服务。经过多年发展，数据收集越来越制度化、规模化。21世纪以来，国内主要高校及研究机构日益重视数据库的建设和引进，相继成立了各种数据中心和调查中心。

　　 数字化为文献搜集提供便利

　　古籍数字化是计算机技术发展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利的案例之一。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尚永亮告诉记者，以前的文献搜集靠纸本阅读，资料统计靠手工操作；今天文献搜集靠电子文本，统计靠计算机，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目前已投入市场并为研究者使用的电子文本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还有种类繁多的网络版文献资料。

此外，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得全方位保存再现文物、语言等文化的全貌成为可能。敦煌研究院自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尝试运用科技来辅助文物保护。目前“数字敦煌”项目正稳步推进，莫高窟已有几十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

　　在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研究的一些领域，数字化开始介入研究的全过程，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世璇告诉记者，数字化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语言调查、语料处理和研究中，建立全方位保留语言文化信息和立体、动态特性的语言多模态典藏库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和留存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重视数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该院近年来集中力量建设“数字社科院”，卓有成效。据介绍，为满足科研人员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需要，2014年以来，图书馆新引进并开通了中国基本古籍库、Taylor & Francis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以及中东欧多语种期刊在线数据库等一大批中外文数字资源，受到了研究人员的欢迎。

　 　警惕“唯数据化”不良倾向

　　数字化使研究资源的共享和整合成为可能，但也产生了“用技术引领学术”、“唯数据化”等不良倾向，学界需警惕。

　　尚永亮认为，方法本身并无好坏，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强化研究者的学术积累，提高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度和敏感度，准确而多样化地设置检索关联项，是用好E考据并取得成效的一大关键。”

　　受访学者表示，好的学术研究虽然与能否便利获取文献资源有关系，但对经典文献的阅读、积极思考的传统和对问题的感悟更关键。从理论的高度、用历史的方法对事物进行整体、客观的把握，加上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