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它的同名新电影批评(图)
实验开始了
1971年8月1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汤米·怀特洛被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惊醒。睡眼惺忪的他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从床上拖了起来，被搜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衣服被剥光、浑身上下被喷上消毒剂、被套上一件印有身份号码——第647号——的囚服，然后被押进监狱。和他一样从大学生变成阶下囚的，还有其他8个年轻人。
“犯人”被蒙上眼带进警察局
当然，这只是一场实验；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缩写SPE)。
这一切是心理学家菲利普 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为了一项关于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津巴多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一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
津巴多发布的广告
此后发生的便是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年轻的志愿者很快进入了自己被指定扮演的角色，“看守”逐渐表现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的被动和沮丧。实验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囚犯”在“看守”手下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他们遭到嘲笑、一丝不挂、不能睡觉、被迫在塑料桶内排便。当实验进行到第6天，“看守”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时，站在监控屏幕前的津巴多终于忍无可忍，提前叫停了这场实验。
“这项囚禁体验，让人将一生所学——尽管短暂——但确实弃之如敝屐；人性价值被摒弃，自我认知受到挑战，人性中最丑陋、最底层、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这是津巴多对这场实验的结论。他将这种人性的变化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曾经是上帝最为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了恶魔撒旦。
“囚犯”戴上的脚镣
“看守”们闯进每一个狱室把“犯人”衣服脱光，把床挪走，并将叛乱的领头者单独关押。
“犯人”们被迫进行洗马桶、俯卧撑等无意义或屈辱性的活动。
津巴多将实验的录像带交给了NBC电视台，后者于1971年11月26日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时代》杂志又对该实验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相关媒体报道反复重申津巴多的观点：只要环境稍作改变，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会变成残暴的野兽（有权力）或丧失自我的奴隶（无权力）。
此后，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不计其数的书籍和记录片的主题，多部电影基于它改编，至少有一支朋克乐队以它命名。SPE，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一个关于“人性本恶”的恐怖提醒。
它的影响在44年后的今天仍未消散。就在上个月，2015年7月17日，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北美上映。该片在实验记录的基础上展开叙事，逼真地还原了原始实验的细节。参演过《几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鲁德普（Billy Crudup）在片中饰演津巴多，而津巴多本人则担任该片的顾问。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
纪录片《沉默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1992）
电影《死亡实验》（2001）
电影《死亡实验》（2010），翻拍自2001年的德国版
然而有趣的是，这部今天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在多处暗示，该实验在设计上存在着种种不科学或不可靠之处；它甚至故意安插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研究者。
事实上，早在1975年，就有两位心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批评斯坦福监狱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纳粹暴行仍历历在目，苏联则在冷战中占据上风——美国公众对那些质疑的声音充耳不闻。
直到新千年，人们对那场实验的怀疑才逐渐上升。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Alexander Haslam）与BBC的纪录片部门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了一项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对囚犯稍加赏罚，但被告知其任务是让监狱平稳运行。伴随着实验的进程，研究者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反而逐步分裂；相反，囚犯却产生了集体认同，他们团结起来，用各种花招挑战看守的权威。
2007年，托马斯·卡纳汉（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指出，当年津巴多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则招募广告——“寻找一项针对监狱生活的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其措辞也许对实验的结果产生了影响。这两位学者先是重登原始广告，随后又发布了删去“监狱生活”一词的广告，结果发现，两个广告征召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数；那些认为自己是参加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独裁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度，以及社会支配倾向等指标上，都明显比后者要高出一筹。
2011年，当年那场实验的“看守”之一约翰·马克接受媒体专访，透露出一些令人哗然的信息。马克告诉记者，在参与实验的那几天，他每天都服用大麻；而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津巴多一直在刻意地制造紧张的气氛；他还表示：“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津巴多就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然而让一切戛然而止。他始终知道他想要什么，始终在尝试操纵实验的走向。”
而斯坦福监狱实验最著名的反对者，也许是波士顿学院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格雷教授编写的心理学入门教材被北美许多大学采用，目前已出到了第六版，但这本教材中并没有提及斯坦福监狱实验。2013年，格雷还在《今日心理学》杂志的个人博客上撰文，详细地分析为什么斯坦福监狱实验是“毫无价值的”。
实验志愿者的家属正在等待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21个年轻男子被要求扮演看守和囚犯。那是1971年。当时有许多关于监狱暴力和看守虐待囚犯的新闻报道。”格雷教授在文中写道，“那么，在这场游戏里，年轻人‘应该’怎么表现？他们难道‘应该’围成一圈坐下来，愉快地谈论体育、女朋友或者电影？不，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关于囚犯和看守的研究，那么志愿者的工作显然是要扮演囚犯和看守——更确切的说，是表演出他们对于囚犯和看守的刻板印象。”
当今心理学界一个几乎可称为“共识”的观点是，心理学实验的参与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他们觉得研究者希望他们表现的样子。这种反应被心理学家称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任何实验中那些会给受试者提供暗示、让他们能猜测研究者希望他们怎么做的实验特征，都像是一种“命令”；心理学实验应该消除或尽量减少这种命令，但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这种命令无处不在。
事实上，当年那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者，甚至都不需要去“揣摩”研究者的心思或意图——津巴多直接告诉了他们。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津巴多陈述了他在实验开始前对“看守”们说的话——
“我们不能对他们（囚犯）实施肉体上的虐待，”我说，“但我们可以制造无聊。我们可以制造烦躁感。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可以制造一种主宰他们生活的武断权力……他们没有任何隐私，他们始终在监管之下，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做任何、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体性……”
精神几近崩溃的“犯人”
上述这段津巴多跟“看守”的“通气”，被普遍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最大弊端——研究者即使没有在操纵这场实验，也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过于鲜明，即证明牢狱环境的残酷性、或是证明人们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会变身恶魔。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那样做也许是为了实验的“成功”，为了科学的善名，甚至可能是为了给现实政策提供佐证、以改善美国监狱内囚犯的生存处境。
如果津巴多当时换一种说法，情况会怎样？如果他当时跟“看守”表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人们有可能在看守囚犯的同时也是一个体面高贵的人，大学生们在此后实验中的表现是否会明显不同？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话说回来，近年来的这些质疑，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别的不说，就说2001年那场BBC监狱实验，它本身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在200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众所周知，参与BBC实验的志愿者，恐怕也有他们的“需要特征”，即表现出与原先那场实验迥然不同的行为。
可惜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员已经不能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无所顾忌地探索人性之恶。在美国，学术审查委员会不断提高研究实验的伦理标准，其结果是，类似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差不多同样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那样将人置于某种“道德困境”的行为研究，再也不被允许开展。
也许，比“人性本恶”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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