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质夫夫妇给战争孤儿一个温暖的家

02.09.2015  03:43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校参谋、青海省政府参议,著名学者杨质夫,曾与妻冯云仙(国民党中央检查委员会检察委员,国民党战地妇女服务团团长)在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中救助战地孤儿,在武汉、重庆等地创办儿童院收容大量难民儿童,开办慈善机构。这些儿童长大成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传奇人物:杨质夫与爱妻冯云仙

  杨质夫,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人。早年在家乡读小学,约在1924年考入西宁蒙番师范学校。他刻苦勤学,在国语、藏文方面均获优秀成绩,受到校长朱绣的欣赏。1925年,他经朱绣介绍参加了西宁藏文研究社,继续深造藏文。当时黎丹正在主持编纂《藏汉大辞典》,杨质夫不久即参加了辞典的编写工作,并逐渐成为黎丹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得到朱绣、黎丹等人的帮助,杨质夫从蒙番师范学校毕业后便留校教课,后来还在西宁道属垦务总局担任股员。

  红崖子沟乡老幼庄是一个古老村庄,这里依山傍水,自古以来,就民风淳朴,尚文成风。小小山村出过的知名官员、学人、郎中不下二十人。这其中,作为学者和汉藏文翻译家的杨质夫,更以不同凡响的建树赢得学界的认同和称颂。杨质夫作为汉藏文化使者和学界名人,其勤学励质的一生令后世景仰。

  杨质夫的妻子格桑雀珍(汉名冯云仙)是四川汉源人,是康巴土司的孑遗,是极具传奇色彩的民国女子,其见识与襟抱非同凡响。无论她与宋美龄、于右任的合影,还是她二十多岁考察写作《西康各县史质实际考察》时的老相片,都显得漂亮、娇小、干练,眉宇间闪烁着智慧的气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刚开始,她便写下《日本侵略华北的经济意义与远东国际关系》。

  宋美龄牵线两人喜结良缘

  1927年,18岁的冯云仙毕业于汉源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当年,父亲做主,把她嫁给了泸定县一位驻军营长为妻。婚后的冯云仙,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丈夫粗暴,脾气极差,理解不了这位新知识女性,动辄还对她大打出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泸定后,忍受不了家庭暴力的冯云仙,逃离了自己的丈夫。

  几年后,冯云仙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央日报》的女记者。这位二十来岁的女记者,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思想前瞻,她时常在《中央日报》、《申报》、《妇女月刊》、《康藏前锋》、《蒙藏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时政论述、实地考察类文章。

  宋美龄对冯云仙的才气产生了好感,遂安排接见了她,岂料两人一见如故,还结为干姐妹。自此,冯云仙成为了那个时期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宋美龄的关心下,冯云仙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1937年春天,喜饶嘉措大师在监察委员黎丹等人的陪同下,从西藏来到南京。在蒋介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监察委员黎丹对宋美龄说:“我学生杨质夫今年32岁,青海人,精通藏文,跟我编辑了《汉藏大辞典》、《汉藏小辞典》,在西藏待了三年,但却耽误了娶媳妇儿这事。”

  一旁的杨质夫,身材挺拔,敦厚稳重,一脸的古铜色却掩盖不住满骨子里的精气神,此时,年轻的杨质夫已是一位顶尖的藏文专家,享有盛名。于是,宋美龄做媒,冯云仙愉快地嫁给了杨质夫,两人姻缘由此结定。

  助千名孤儿出逃

  1938年,南京沦陷的前夜,冯云仙与丈夫杨质夫带领1000多名南京孤儿出逃。他们夫妇二人,发动一切力量,把这些南京孤儿,平安转移了重庆、成都等地,之后又把孩子们分散到各种学校去读书,供给他们衣食住行以及一切开支。

  冯云仙与杨质夫的结合是美满的,俩人的兴致都在边疆。1947年,杨质夫出任兰州大学边语系主任,冯云仙则跟着丈夫一起来到西北,她在宋美龄的帮助下,创办了国立玉树学校。

  从1937年到1947年间,两人结婚十年间,聚少离多。但他们夫妇二人都同时专注于藏学研究与教学,于右任不仅夸赞他们夫妇是模范夫妻,还称他们是“开拓先锋”,更报请国民政府将冯云仙任命为国民党监察委员。

  世事无常别离半生

  全国解放后,杨质夫在青海被捕。彼时,冯云仙及其长子已被宋美龄转移到了台湾。得知来不及赶来团聚的丈夫尚且留在青海,生死未卜,于是她便辞别宋美龄,又历尽千辛万苦返回川西,准备再从川西前往青海,寻找自己的丈夫。

  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宋美龄的黑干将”的民国著名女记者,很快就在川西被捕。她被羁押在四川期间,杨质夫正戴着脚镣在翻译着《和平解放西藏会谈》的内容,正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翻译成藏文,正在创造性地将藏文印刷字体制成模板……

  1978年,获得特赦的冯云仙,已是一位古稀的老太太。当她急匆匆地赶到西宁寻亲时,才知杨质夫已在1961年冬天去世。

  冯云仙泪雨纷飞,至此她就生活在了西宁,直到93岁高龄谢世。她临死前,将丈夫1934年进藏时所写的《进藏日记》残卷,交给了公家。

  照片上,晚年的冯云仙,在受了半辈子苦难之后,她的脸庞却依然清秀。只是,她至死都拒绝别人给自己的丈夫冠以“著名的藏学家”的头衔;每每听到有人说她是民国著名的女记者,曾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救出了上千名孤儿,她都表现得一脸漠然,仿佛已和往事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