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毅君：“稳藏必先安康”政策的由来

“稳藏必先安康”政策作为中央政府治理整个藏区的一项基本政策，始提于清朝，发展在当代。1906年，清廷军机处议复四川总督锡良等奏称：“经部复议，现西藏纷乱未靖，边境多事，所拟设置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声援，事以可行。”时人简称之为“治藏必先安康”。1991年，江泽民在视察四川时，精辟地指出“稳藏必先安康”。2001年，朱镕基在视察四川藏区时又进一步指出“安康必先通康”，“安康”成为“治藏”的重要方略。

　　“稳藏必先安康”之“康”是指我国藏族三大聚居区，即卫藏、康、安多之一部，故又称“康区”或“康巴”地区，其范围大体为东起四川的二郎山，西至西藏的丹达山，南含云南的迪庆高原，包括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全部、西藏昌都地区大部分以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操藏语康方言的广大地区。今天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都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作为“稳藏必先安康”政策作用的客体，主要是指包括这一核心地区在内的东部康区即今天的四川藏族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稳藏必先安康”政策地位进一步凸显

　　清末至民国“治藏必先安康”政策的延续。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调赵尔丰回川主政，平定川乱。赵尔丰为了继续实施他的“固边图藏”、筹建行省的计划，保举傅嵩炑为代理川滇边务大臣。

　　1912年，清宣统帝退位，民国成立。袁世凯重划行政区域，仍改称川边，决定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四个地方建为四个特别行政区，每个区设置镇守史一员，军民两管，镇绥地方。从全国范围，将川边作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体现了前代政策的影响。1913年，在“西姆拉会议”上，经过英国的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及打箭炉”等要求，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云、贵、川、康等省成为大后方。为使后方稳固，成为抗战的根据地，自清以来的西康建省之议，又被国民党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1934年2月，国民政府颁发了《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并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7月，在雅安正式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后移至康定。西康省成立以后，刘文辉决心“重新决定经边的根本态度。既不能如历代之一味羁縻，亦不能如赵氏之几近侵凌，采取的主要方略，是谋求汉藏之间，和睦团结，共同努力，从事建设”。根据历代治边者的经验，刘文辉按照“化边地为腹地”的总方针，试图通过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以达到边圉永固，金瓯无缺，完成其东屏四川，西控西藏，南障云南，北援青海的历史使命。但国民党在“安康”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味依靠武力支撑，如1930年的“大白事件”，1939年的“甘孜事变”，都派大量部队进行弹压。其对康区的统治也限于县城附近，显得薄弱无力。区乡以下是土司头人及寺庙的天下。加上当地官员与土司头人、喇嘛相互勾结，鱼肉藏区人民，康区并没有出现“柳暗花明”的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康区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对康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50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作为当时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他把康区、西南、西藏和整个国防联系起来考虑，把康区的战略地位摆在了一个显要的位置，使康区在客观上起到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的示范作用和对西藏及西南的影响作用。

　　1952年8月，经中央政府批准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和调节民族关系的总政策，它在康区的实施是成功的。康区既是进军西藏的前沿，又是支援西藏和平解放的后方。民族自治政权的顺利建立，开创了康区崭新的政治局面，为支援西藏和平解放做好了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为西南边防的巩固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封建农奴主阶级妄图做垂死的挣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策划了康区叛乱，拉开了西藏叛乱的序幕。甚至还成立了“四水六岗”的反革命组织，并建立了名为“卫教军”的反革命武装，提出了“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康区成为西藏反动上层分裂祖国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反革命武装叛乱失败后，康区一大批叛乱分子跟随达赖逃亡国外，成为达赖集团实施分裂祖国阴谋的主要力量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浊浪，达赖趁机四处活动，公开歪曲历史，为所谓“西藏独立”制造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加紧了对藏区的渗透。他以宗教之名，行鼓吹“藏独”之实，大肆煽动不明真相的僧尼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多次扬言，“认定一个活佛，控制一个寺庙，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他亲自撰写大量所谓“宗教经文”或宣传品，偷运入境，在寺庙中散发，其中包含大量诋毁政府的政治谣言和煽动分裂行动的蛊惑言论。同时，直接派人策划、组织和参与了在藏区的分裂破坏活动，并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达赖集团把康区始终作为其重点渗透地区。近年来发生的若干次煽动“藏独”的事件就是明证。事实说明，这些在客观上影响了康区的稳定和发展，最终又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康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面对两个不同的政策环境。从清王朝“安康”政策提出及其实施至民国西康建省，主要是西方列强的直接入侵；新中国成立后，康区长期以来既面临发展的任务，更承担着繁重的稳定任务，主要是与达赖集团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

　　“稳藏必先安康”政策的深化

　　1991年，江泽民考察四川藏区时指出“稳藏必先安康”，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新时期康区与西藏的关系。1999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保持西部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0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又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给包括整个藏区在内的西部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一新形势下，处理好康区和西藏的关系，促进整个藏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

　　1993年3月23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密切注视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问题。国际上一些势力想要在中国搞分裂，尤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央对甘孜、阿坝是重视的，今后要进一步加强”。1993年以后，国家不断加大了对四川藏区各方面的支持力度。李鹏提出了“关键是帮助搞几个骨干项目”的要求。乔石亲自过问二郎山隧道工程的立项和建设。朱镕基亲自过问和确定四川援藏项目。一大批“安康”项目的建设，有力地保障了康区的稳定和发展。2001年6月，朱镕基考察四川藏区时指出：“安康必先通康”。一定要使州县之间公路畅通。要充分运用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主要使用国债资金、专项基金和银行贷款，加快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建设。只有加强交通、通讯等建设，才能为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创造条件。“安康必先通康”的提出，是落实“稳藏必先安康”基本政策的重大举措，是基本政策的具体化。

　　1991—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五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尤其是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高度概括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这一基本判断，同样适合康区。会议明确了西藏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对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在总揽全局基础上对康区的重视和支持。

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对执政者的基本要求。提高稳藏兴藏的能力水平，必需认真总结前人治藏的成败得失。藏区是祖国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藏区的稳定，将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稳定。藏区不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藏区不长治久安，全国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康区在整个藏区中具有重要的、显著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处理康区与西藏乃至整个藏区的关系，事关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当前，既要全面贯彻实施“稳藏必先安康”这项基本政策，更要不失时机的全面审视、研究藏区的新情况、新问题，在确立科学政策目标的前提下，采取有力措施，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具体政策。对于康区，尤其要制定特殊的倾斜政策，使其能够在藏区中起到现代化建设的“窗口”的带动和示范作用，为整个藏区和全国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来源：《学习时报》，2011年03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