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考古记：站在最前沿 汉代“火锅”出炉

　　本报记者李茂君实习生张嘉瑜

　　泱泱中华史，只有一个人，先是“王”，再是“帝”，后又“侯”。他的墓葬，被多重证据指向是备受海内外瞩目至今的海昏侯墓。新中国考古史上，由国家派出专家组的此前仅有两次，即上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汉墓与80年代的南越王墓发掘，这是第三次。

　　它被列入2015年国家重大考古项目，定为“江西第一号考古工程”。墓葬挖掘引发民众持久的热情，去年以来现场每天都有人流前来窥探，现场监控非常严密，外围设有警务站，从大门进入墓室要经过逐层审批并佩戴证件，通过一道公安、两道武警的检查；文物保护站内，除了有360度无死角监控外，还有警察24小时轮流值守、警犬随时戒备。

　　考古队队长杨军、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信立祥、外围奔走的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忙到废寝忘食，记者尾随等到晚饭后方才有空“促膝畅聊”。他们认为，重见天日的海昏侯墓，目前可解读出的信息还只是“冰山一角”。

　　据悉，新闻发布会很快就要召开了。

　　 汉代考古之最

　　“海昏侯墓不仅是首次发现的各项要素齐备的西汉列侯墓园，而且还有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对于西汉历史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信立祥表示，从业大半生他一直在寻找一座汉代标准的列侯墓，可要么没有墓园，要么周围都城不明。尽管此前挖掘的长沙马王堆也属于列侯墓葬，但葬于工作之地而非封国，并且是以战国楚制埋葬而非汉代，因而不够典型。据其介绍，该墓还是长江以南地区已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其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葬的典型代表。

　　专家组表示，迄今出土的2万余件文物，可生动再现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江西省已决定今年起建设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并按照“物址合一”原则，将出土文物全部交回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存放展示。

　　“切忌急功近利。”鉴于该考古项目挖掘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专家们建议设立专门机构，集全国各方面专家之力，分工、定期推出阶段性成果。

　　 2000多年前的虫草

　　专家们认为：根据此前的发掘及出土情况，已有多重“闭合证据链”，指向墓主人就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刘贺的生平信息主要见于《汉书》的《武五子传》，其为汉武帝刘彻之孙，其父刘髆为刘彻第五子，公元前97年刘髆受封“昌邑王”，9年后刘髆去世，其独子、年仅5岁的刘贺承嗣王位，为第二任王。

　　侯不似王。徐长青解释，当时海昏县与海昏侯国是并行的两个体系：海昏县是行政编制，是汉代高祖刘邦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划；而海昏侯国是西汉分封制体制下的一个侯国，是由皇室成员在海昏县建立的侯国，因此海昏县的地域显然要比海昏侯国大，“侯国不能干预县里的基本行政管理，但有4000户人家为他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汉书》记载刘贺为“纨绔子弟”。他19岁时膝下无子嗣的汉昭帝驾崩，刘贺在大将军霍光的操纵下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但“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霍光见刘贺如此不堪重任，便联众废弃，又将刘贺逐回昌邑，削为平民，昌邑国也被废除，代之而立的是山阳郡。刘贺29岁时，霍光病死，亲政的汉宣帝认为刘贺不足忌惮，诏封其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封地在南国江西。至于“海昏”二字释义，学术界倾向认为是“(鄱阳)湖西”之意。

　　信立祥介绍，墓中出土的陶器最有时代标志意义，和此前发掘的汉代张安世墓出土的陶器几乎是一样：“张安世死于公元前62年，刘贺死于公元前59年，相差3年。陶器一般50年发生较大的变化，显然他们属于同一期。”

　　杨军认为，椁室发现的2米多长的床榻，按照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说明墓主生前经常使用床榻，信立祥认同这与史料中称刘贺曾患有比较重的风湿病、行动不便相吻合。此外，墓地处与文献记载刘贺的封地吻合，在真车马陪葬坑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的“王青盖车”吻合：公元前33年，汉成帝下令废除诸侯王车马陪葬制度。主椁室西侧发掘出3个装着金器的漆盒，里面有25枚马蹄金、187枚金饼，成色都很好。“马蹄金一般是皇帝赏赐给诸侯的。主椁室还发现了一枚佩，上面有龙、凤、虎三种纹饰，也是皇帝或者诸侯才有的器物。”

　　专家们颇感意外的是，主椁室一个漆木盒里面发现了虫草，2000多年后还能留存颇为少见，在江西墓葬中出现尚属首次。“或许说明在西汉时期，虫草就已经成为了名贵滋补药材，贵族阶层已经在使用了。”

　　此外，大量的编钟、琴瑟、棋盘及竹简和孔子圣贤像等藏品，能推断墓主的风雅、藏书、尊儒术，应该是知书达理的有文化人。

　　 一步之遥

　　此前，汉墓“十墓九空”成为秦汉考古一大缺憾，而海昏侯墓，考古队长杨军坦言与其结缘是考古人一生大幸。

　　2011年初，就有传言说有人出手纯真金龙，但无人敢接手——如此贵重的金龙在古代只有帝王一级才会拥有，如非赝品便必然来自帝王之墓。很快，警方的介入印证了传言，当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举报，大塘坪乡境内的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专家们从盗洞和出土葬具构件初判，墓葬规模大等级高，于是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考古部门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和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对于有人“为什么非要挖掘”的疑问，杨军解释，当时海昏侯墓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被盗后很难保护，没有机构、资金、管理人员专门管理，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行抢救性发掘。

　　该墓葬位于观西村中民众称为“墎墩山”的山包上，杨军回忆说，他们4月23日正式进场前，并不知道这里有如此高规格的古代墓葬，但知道这里常出现一些古墓被盗的事件。赶到现场时，杨军就顺着14.8米深的盗洞“一探究竟”，惊讶于盗墓贼的手段老辣，他们从封土顶上打到了墓葬的正中央：按一般礼制习俗来说，中间一定有东西。但巧在这个墓是汉代居室化的结构，正中心是空的，只有一步之遥。

　　主墓东边的夫人墓被盗一空：表面看夫人墓是比主墓葬更高的一个封土堆。考古队推测，盗墓贼被东边封土更高这一“表面现象”迷惑，也不懂汉代“以右为大”的礼制，误将夫人墓当做主墓先行挖掘，回头准备对主墓下手时，已被群众发现举报。

　　徐长青认为，该墓葬得以保全，相当程度得益于这座山头也是当地望族裘家的祖坟所在地，裘家后人对此处盯梢较紧，客观上起到保护作用，考古队进驻后裘家几十座坟头才外迁安置。还有就是地处南方水位较高，早年地震让椁室塌毁使得盗墓者无法进入。

　　和后来的惊喜连连不同，早期的考古队员心里无不忐忑，不知道主墓是否被盗过——在移除封土尚未进入槨顶板的地方便发现好几个盗洞，其中西北角一盗洞里竟然发现了一把五代时期的灯盏，新近的盗洞里还有2枚洒落的金饼。发现盗洞后，国家文物局特派专家信立祥赶到现场。高达7米的大型封土，让他意识到此为高等级墓葬，高敞的选址，符合西汉墓的特征，周围城垣保存良好，海昏侯墓的形制与出土器物的组合，令他惊喜异常：进门车马库，藏阁分类精细，最贵重的财产和身份之物，放置最北边的粮库和钱库，都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应具备的内容。

　　“2011年及此前盗走的文物都没有被追讨回来，我们拟打报告要求继续追查，那些文物可能数量不太大，但是价值却非常高。”信立祥表示。

　　 站在中国考古最前沿

　　业界认为，海昏侯墓考古开启了新世纪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的新模式，发掘预案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科学性，考古发掘与考古钻探和文物保护工作同步进行，各项工作科学、规范，宣传报道也及时、准确，并在发掘期间策划展览，对公众免费开放，加强了考古与公众的关系与沟通。

　　信立祥介绍，发掘团队成员多来自中国社科院、国家博物馆、北大、秦始皇陵博物院等，多学科合力，采用最新技术并多样化介入，海昏侯墓考古站在中国考古最前沿。纵然如此，“出土文物之盛、品类之丰、保护之难，甚至还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任务”。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李存信研究员告诉记者，对脆弱、特别是有机质容易被氧化的文物，送入无氧或低氧舱，这个可移动可拆卸的装备是为服务海昏侯墓考古而设计，是全世界首次把航天技术运用到考古文物保护中。

　　为了便利实验室考古，实验室内还安装了可以帮助文物“倒立”的横车，遇到叠压严重无法继续清理时，可对箱体进行180度反转进行逆向发掘清理：“一个箱体六个面，正面不行从侧面，侧面不行把它翻转过来从底下逆向发掘，让每个遗存保持它的完整状态。”李存信介绍，实验室旁还专门配备了古尸存储柜，遇到尸骨头可第一时间获得保护并进行体质人类学与病理学测定。

　　大量高科技手段应用，及时准确地记录和提取了文物信息。徐长青说，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为日后的文物展示利用提供真实、可靠、清晰、互动的发掘场景，大大提升了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展示的科技含金量。

　　李存信告诉记者，如今2万余件文物已基本完成应急保护工作，最受关注的竹简木牍已完成加固工作。

　　 汉代“火锅”长这样

　　一个个疑问，将会随着大量文物的解密而揭开。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确立了我国同中西亚间的政治关系，经济上物质的交换也大规模进行，和田玉大量进入中原，美化和充实了高级官吏贵族的生活。信立祥介绍，文保房内有一个漆箱，里面是很多雕好的玉器。此外，还有很多没有进一步加工的玉料，证明了海昏侯家里养有琢玉工人甚至于制玉作坊，可见当时人们尤其高等级贵族，特别是宗室贵族，对玉器的偏爱和重视。

　　两套保存完好的铜质的染炉让今人叹服：下面是个炉子，上面有个铜耳杯，下面是炊器，上面是装食物的容器，合起来便是成套使用的器具。杨军介绍，染炉是西汉时期的一种饮食器具，由于当时人们使用分餐制，一人一案，宴饮时一人一套，在当时的功用就类似我们如今的小型火锅，反映了汉代贵族风雅的饮食生活，也是炊器与食器结合使用的一个例证。

　　大量的五铢钱，现场清理出一串完整的恰是1000枚。专家认为，唐宋以后，以千文为一贯的这种官定的货币校量制度，在西汉中晚期就已经形成了。

　　信立祥表示，面对至少四代海昏侯墓，周围还有庞大的汉墓群，其余的将不进行大规模发掘，只是进行试掘。“不能都挖完了，考古发掘某种意义上是种彻底的破坏，也要尽可能多留给更有保存保护能力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