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滑坡现场土堆海拔185米附近村庄只有30米
深圳滑坡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75人失联 供图/新华
像深圳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红坳村在紧跟着这座城市前进的脚步，农田减少，厂房林立，外乡人蜂拥而至。
大片的厂房和出租屋，只夹杂着几间商店和餐馆，这样的生活多少有些枯燥，忙于生计的人们似乎也无暇顾及悬在头上、逐渐长高至百米的渣土堆。
压力、劳累、也有希望存在，一切如常。直到12月20日，泥头车留下的那高高的土堆失去了控制，凶猛地涌了下来。
沿河路9栋
12月20日中午，身后的烟尘渐渐消散，魏鹏惊魂未定，他分别尝试着从“U”形路的两个路口走回去看看。但无论哪个路口，过不去几百米，前路就被高高的土堆挡了起来。
这条“U”形路在靠近山体的位置掉头，与一条东西向的长凤路连接，最终将红坳村南面的土地包裹起来。在这范围里，最靠近长凤路的是恒泰裕、柳溪等几家工业园。
经过一条小水沟后，“U”形路由水泥路面变成了石子路。在这交界处，一片楼房依附于工业园存在，专门出租给那些小厂子或是园区里的工人。
魏鹏租用着其中的沿河路9栋，一层是他的家具生产车间，二层几个房间是自家和工人们的住处。如今，这座楼房逐渐歪了下去，只有四五六层还露在泥土的外面。
魏鹏用了一分多钟跑到了安全的区域，但在沿河路9栋里，并非人人如他这般幸运。
事发时，江西人黄为宝正在熟睡中，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儿子黄小龙将他摇酲。两人跑到楼房的一层时，门口已被泥土封住。黄小龙再想转身时，双脚已被泥土困住，他最后只说了一句：“爸爸，快往上跑……”
身边不时还有尖叫声，魏鹏正犹豫着要不要爬上土堆看看，已经有人冲了上去。来自河南的王永权站在上面，举着喇叭，大声喊着父母和姐夫的名字。
他家的废品站在距离滑坡位置更近的平房区中，王永权抱着女儿冲了出来，但父亲和姐夫却因为搀扶着腿脚不便的母亲，被身后的土堆追了上来。
此后，王永权又再次来到现场，尝试着用GPS定位。他央求一位救援人员说，自己准确记得自家位置，一定要试着救救自己的亲人。然而，生命探测仪始终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红坳村变迁
在体育馆的安置点，魏鹏遇见了重庆巫山老乡向太木。最初公布的失联名单里，有5个巫山人，向太木的父亲、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里面。他正忙着安慰几乎哭得昏厥的妻子，魏鹏想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再上去搭话。
上世纪90年代，巫山人开始外出打工，深圳是最初的目的地之一。“其实根本不了解这里，但一个人去了，大家就都觉得好。”也是在那时候，魏鹏来到了这座沿海城市。
五六年前，魏鹏把自己的小家具厂搬到了红坳村，原因无外乎这里房租便宜而且交通方便。虽然距离市区不算太近，但附近几条高速联通着省内其他地方。“这里也相对偏僻，不用太担心扰民一类的事情。”
到向太木离开家乡的时候，巫山当地甚至已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尽管那时已过了打工的最好年月。
“老家那些地，就是勉强够个温饱。”两人离开老家后，都已不再拥有耕地，但他们并不太怀念那样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积蓄后，向太木回过家乡两年，怎奈尝试养殖业失败，他重返深圳、定居在红坳村。
外来者不断涌入，红坳村本地人也顺应形势，改变着生存方式。
30年前，作为归侨的陈平定居红坳村，那时这里还是农村的本来模样。直到改革的风潮渐近，长凤路南面的菜地被厂房取代，厂房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工业园的规模。
“有些能力的人开始盖房，租给打工的人。”陈平口中的出租屋并不缺少租客，即使周围工业园多设有宿舍，但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仍希望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一个独立的房间月租不过两三百元，价格已算得上低廉。
这股盖房的势头，不只局限于被滑坡殃及的工业园周边。在事发后警戒区的东北角，那里原本是红坳村民居的位置。如今，一片片整齐的平房已消失大半，取而代之的是高矮不一的出租小楼。一些墙体上还张贴着招租广告，一些搭着脚手架、正在兴建当中。
红坳村已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耕种，唯一一片长凤路北面的田地，也是租给了来自省内其他地方的农民。让陈平颇有微词的是，随着出租楼的兴建，原本宽敞的道路变得有些逼仄。
同时发生着改变的，还有红坳村南面的那片没有名字的山丘。起初是一座采石场开设在那里，不断的开凿中，一部分山体逐渐被挖空，凹下去的一块，好似一个巨大的“容器”。
两三年前，采石场停工，人们发现“容器”有了新的作用。每日不断有卡车运来渣土，倾倒进山体凹下去部分。
山脚下的谋生者越聚越多，山上的渣土也越堆越高。
外来者的生计
滑坡发生后几天，几家工业园里的企业在政府组织下，可以进入现场查看各自厂房的情况。进场的要求很严格，每次仅限五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魏鹏也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至今未能如愿。
魏鹏不是没想过进入规格更高的工业园，但他自觉还负担不起那里的租金和规模。他把打工者分为三个层级，最初是在企业做工、争取学到一门手艺。沿河路9栋的邻居小龙就是处在这个阶段，他在工厂中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大部分的收入都被用来补贴家用。
之后就是像魏鹏自己这样，开着一间不大的工厂，手下四五个工人多是同乡关系，但也常要亲自赶工。“我离那种不用自己动手的老板，还差着不少。”
王永权家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就跟人合伙买长途客运车，家里拥有全村最大的黑白电视机。此后早早就来到南方发展，收破烂赚钱的那几年，他家也赶上了最好的光景。
即使这几年行情不好了，在红坳村附近，他家同样是收硅胶做得比较大的一家，父母和姐夫负责收货，王永权的妻子在家里管账过磅。“虽然我们搬来这里没几年，可是父亲的生意关系都在”。
几家工业园周围的出租楼房和铁皮屋，恰是为了魏鹏和王永祥家这样的“小业主”所准备的。每平方米15元的月租，紧邻通往外面的道路，出入货都很方便。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聚集于此，做着家具、石材，又或是废品回收一类的营生。
但也并非所有务工者，在行当的选择上都能有着不错的运气。来自河南的洪念江每隔几天就要来红坳村收购一次泡沫塑料，滑坡发生前半小时，他和妻子刚到达山脚下的废品站，此后就再没了消息。
五年前来深圳，他经熟人介绍做起收购泡沫塑料的生意，运回家用机器分解成颗粒出售，一斤泡沫塑料获利五毛。
起初，洪念江靠一辆三轮车拉货，泡沫塑料这东西太轻，实在装不下太多分量。前两年，他靠借钱买了辆二手货车，但也就在这时，塑胶的行情不大景气，洪念江怕没法出手、又不敢囤上太多的货物。
而在刚来深圳不久，向太木就发现单靠工地干活，负担起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有些费力。他尝试收过一阵废品，可一元钱收来的东西，有时还卖不上一半的价格。
向太木也尝试在自家铁皮屋旁养过一阵鸡，但也只有偶尔像魏鹏这样的“熟客”才会光顾。
堆土下的家
马上就要到魏鹏的农历生日了，滑坡那天他本打算邀上几个朋友来家里聚聚。他很庆幸，自己最终取消了这个决定。
类似的聚会在务工者们的生活里并不多见，他们紧跟着深圳这座城市的速率，无暇顾及其他。初来时，魏鹏曾以为遍地是机会，“但后来我发现，这里的财富都是靠时间堆积起来的。”
在魏鹏的家具厂，晚上干到10点是常事，有时客户催得紧了，通宵赶工也不稀奇。那些临近的工业园里，生产同样会分为早晚两班。在魏鹏租住的楼房里，有两名失联者都是刚下夜班的工人，熟睡中，凶猛的土堆已经涌了过来。
工业园附近开着两家烧烤店，本想做做“夜生活”的买卖，但换了几拨老板始终生意寥寥。还有几家大排档，十多元钱一个套餐，多油、口重，全成了年轻工人们打牙祭的去处。
魏鹏这类带着家室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即使要宴请客户，也就是去往“U”形路旁的一家小餐馆。说不清什么菜系、四五个桌子，200元钱就可以摆下一桌不错的招待。
“这里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地方。”魏鹏说，长凤路的公交站只有在节假日才会热闹起来。红坳村的发展速度相比周围还是慢了些，年轻人如果觉得闷了，也就是到邻近的村子逛逛商场、唱唱KTV。
各自都忙于生计，倒也并没让在红坳村打拼的人们疏离了关系。魏鹏最初和向太木熟识，就是因为那一口熟悉的重庆乡音。向太木做废品回收那阵，到了自家门前，魏鹏也不讨价称重，就依老乡觉得合适的价钱，直接让他将废品搬走。
王永权的母亲包子和炸酱面做得最好，附近老乡都知道。每次做这些吃食，她都会特意多剁些馅儿、多揉些面团。“就是为了给附近的人也留些。”
同样，在这里亲情也未被淡漠。王永权的母亲总会在早上5点半到6点起床，然后煮上米粥、蒸些馒头，这是典型河南人的家庭早餐。“即使早上，我们也不愿放弃围坐一桌的机会。”
尽管外部有些破旧，他们仍坚持把租住的地方营造出家的氛围。王永权的父亲提出，家具都要用全新的，甚至每个房间都配有电视。
洪念江已经几年没回过老家，出事后，家人找到了他的账本，发现还欠着几万元钱的外债。但即使如此，每到过年时，他还是会给在河南的老母亲寄去几千元钱，算作一份心意。
2015年春节，黄为宝一家也没返回江西老家，但他并不觉得落寞。此时，小孙女已经两岁，一家就着远处的鞭炮声吃了顿年夜饭。“不管在哪，能团圆就是最好的。”
魏鹏觉得，他已把在红坳村生活的要求降低了不少，要抱怨的只是这里的治安。几年里，他已经丢了三辆摩托车，有时还会因为有人偷盗线缆，发生停电的情况。
除此之外，魏鹏唯一的隐忧便是来自山边那高高的土堆。去往倾倒渣土的泥头车让“U”形路上变得泥泞不堪、扬尘滚滚。一些附近的厂家和住户正常的通路，也因为大车不断而变得拥挤。
如果要找当地政府反映，需要经过多少人转告，才能联系到一位红坳村本地人。魏鹏更多时候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甚至联系新闻媒体。“别说我们了，那些大的工业园都对这土堆有意见，但最后谁说都没用。”
土堆最终“长”到了海拔185米，红坳村的海拔只有30米。
教室里的空位
红坳村北面不远处是培英学校，滑坡后的第二天，这里一些教室的位子是空着的。经过学校工作人员统计，共有40多名学生的家庭受到了滑坡事件的波及，其中5名学生处于失联状态。
根据年级不同，培英学校每学期的学费都在几千元左右，但仍有众多打工者将孩子送到这里就读。学校工作人员觉得，这恰恰反映出家长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
“不光是把孩子放在老家舍不得，也是因为这里的环境。”王永权坚持，不同氛围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他很骄傲，孩子自小至少吃的都是进口奶粉，连来接送的校车，也是时髦的“黄鼻子”造型。
洪念江失联的这几天，大儿子情绪始终低落，他好像有些后悔曾惹得父亲恼怒的那件事。大儿子天性聪明，却对读书没什么信心，才上到初中就执意退学。洪念江发了几次脾气，最终拗不过，还是从了儿子的意思。
学校的老师说，类似的情况并不多见。近几年，培英学校学生的流动率已降到了10%以下，多数还是因为家长工作变动的原因。
但重压之下，仍有需要面对选择的时候。向太木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用来送几个孩子上学。这情景曾让不少邻居感动，觉得他虽然担子不轻，却始终乐观。
到今年暑假，魏鹏遇见向太木16岁的大女儿，询问她初中毕业后的去向，女孩却是支支吾吾。细问一下才知道，原来为缓解家里的压力，她已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了。
培英学校里，家庭受滑坡事件影响的孩子们已逐渐复课，校方也开始了心理疏导工作。但有些问题，却不是言语可以解决的。
被埋的洪念江留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家在深圳的亲戚不少，可各自家庭也都有着不小的压力。两个孩子究竟是留在这里，还是返回老家，这个问题让大人们苦恼不已。
离去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那天的上午，魏鹏仍看见泥头车排队开了过去。待烟尘和尖叫声散去，队伍不见了踪影。“有的跑了，有的可能就埋在这土下面了。”
魏鹏曾经觉得，堆在身边的渣土和老家的耕地很像，都是深色的、软软的。但他没想到，有一天，这看似熟悉的土壤，会淹没自己的生活。
土堆下面原本是一个小院子，几间平房里是些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魏鹏只听说，每车渣土的价钱是两三百元，但交费的环节并不在现场完成。
夜晚时分，也常见“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指挥着排队进入渣土消纳场的泥头车。
滑坡发生后一个星期，红坳村周围冷清了下来。根据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政府鼓励受影响企业在异地恢复生产。一些租住在附近的工人已经打包行李，准备去往他处。那些还在现场忙进忙出的企业员工，也多是商量着如何尽可能地搬走厂房内的设备。
魏鹏依然要留在深圳，小到逢人称呼“老板”、吃饭前先拿茶水烫烫碗筷，大到以效率和质量取胜的商业规则，他已习惯了这座城市的一切。
向太木已经萌生去意，但他每天仍越过封锁，赶到土堆上自家的位置，只是希望再见上父亲和孩子们一面，不论生死。
黄为宝则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在附近再找份工作，尽力给黄小龙的女儿最好的环境。“不然拿什么养活我的小孙女，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血脉。”
12月26日是遇难者的“头七”，这天一个简短的悼念仪式在滑坡现场举行。与此同时，渣土的转运工作也已开始，泥头车经过的地方依旧泥泞，只不过是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