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现象”就是八年前“奥巴马现象”的翻版？
文/刁大明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4月19日纽约州初选之后，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已彻底失去了在各州初选阶段锁定提名的任何机会。作为2016年大选中的“现象级”存在，唐纳德·特朗普得以成为唯一有可能在各州初选阶段凑够1237个代表支持、进而提前获得提名的参选人。不过，由于4月26日和整个五月初选的10个州只能产生371个代表，还需391个代表支持的特朗普势必要坚持到6月7日包括加州在内的五州初选的最后一战才可能实现绝杀。当然，仍然无法排除特朗普一路领先但却难以跨过1237门槛的或然性；而在初选作为主导提名方式的当今制度环境下，1948年以来首次被触发的竞争性全国代表大会机制真若绕开特朗普、成全克鲁兹的话，共和党的政党重组或将被人为地提前上演。换言之，特朗普无疑是当前共和党最务实的选择。
自去年6月参选以来，特朗普奇迹般地驾驭着共和党初选，甚至在获得提名之后也未必不能入主白宫，虽然这场选举大戏还远未落幕，但特朗普作为一种政治或社会现象已令人啧啧称奇。对观察者而言，必须深度解释所谓“特朗普现象”，才能厘清如今的美国。
显然，“特朗普现象”的最大背景是美国目前公众们的“不高兴”，而这种民怨情绪在不同议题上得到了特朗普“反智主义”、“本土主义”以及“偏执倾向”的点对点回应。
在政治上，缺乏民众回应性的党争极化、党内裂隙持续泛滥，失望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一位超脱政治建制的新领导者带来切实改变。这种对传统政治精英不信任的“反智主义”恰好对接着特朗普的“反建制派”身份。而其屡次“政治不正确”的论调事实上也就将竞选的重心下移，不在取悦精英，而是迎合民怨，甚至还将来自所谓建制派精英的抨击转化为高高在上者对民意的又一次碾压。
对美国政府失望的背后，最关键的是数据指标上的经济复苏难以令民众满意。一方面由低端服务业强力拉动的就业增长无法为民众带来收入理想、稳定性强、有“获得感”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加剧下的中产阶级空前萎缩，令美国多数群体对经济制度现状不满。与传统政治人物顾左右而言他的畏首畏尾，特朗普给出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在国际舞台上把就业抢回来，在国内舞台上把抢夺美国公众就业岗位的所谓“非法移民”赶出去。这无疑是一种“本土主义”的排外逻辑：美国没有问题，问题来自外部，要解决就是彻底排外。在这类政策阐释的过程中，特朗普也多次预言美国将面临更为糟糕的经济问题乃至危机，渲染起一个大大的“阴谋论”肥皂泡，动员起选民的某种“偏执倾向”：让他们相信，现在必须无所不用其极才能挽救美国、进而“让美国更伟大起来”。
近年来拉美裔的激增、非本土出生移民的大量涌入、族裔冲突频繁爆发等新情况加剧了美国白人关于“我们是谁”的焦虑；而以波士顿爆炸案或者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等为代表的新移民受到极端思想驱使而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恶化了白人对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的紧张关系。在两党政治人物温吞主张一如既往地无法奏效的情况下，特朗普竞选中的“本土主义”和“偏执倾向”再次找到了适合的土壤：从边境筑墙到禁止穆斯林入境再到彻底驱逐“无证移民”。如果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不专业、不可行、简直就是“疯了”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反智主义”的靶子。
本土主义的另一个“偏执”体现在外交领域上的“不干预”，既然所有问题都是“非美国”的，那就只专注于美国真正的问题，专注于自家的国内事务，而不是为盟友们做嫁衣。特朗普的这种外交论调不但是对奥巴马八年“反衰落”与“反恐”目标均未完成的最大讽刺，更是对追求平衡的“奥巴马主义”的极端延续。只是在特朗普这里，他变本加厉地强调将资源投射到美国国内，而模糊了“维持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
如果一定要总结基于多层次民怨的“特朗普现象”，它应该是一种具有“反智主义”和“偏执倾向”要素的“本土主义”思潮。这些倾向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之中如影随形，甚至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北美殖民地时代，只是后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困境为它们的复活发出了邀请。
从短周期看，“特朗普现象”就是八年前“奥巴马现象”的翻版。同样面对民怨，同样因为远离固化政治圈而被赋予期待，同样承诺某种改变……当然，其中的致命差异在于奥巴马仍旧较为积极地实现力求公平再分配的整合性调整，而特朗普开出的则是极端化排外主张的“虎狼药”。换言之，2016年大选的民意背景完全延续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态势，民怨情绪在过去八年中持续释放，至今仍旧“根本停不下来”。奥巴马彼时让人们相信的信誓旦旦如今早已变成了最后一年只争朝夕的政绩工程。还想给美国一些改良机会的选民会在桑德斯的“平民主义”旗下驻足，而那些彻底的失望者则在汽车的保险杠上贴上了特朗普的logo。
调节到更长的周期看，“特朗普现象”凸显了全球化下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性带来的强劲挑战。过去二三十年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让世界其他地区或多或少地“美国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本身的贫富差距加大以及数十年后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前景。而贫富差异和族裔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困境都没有能够在所谓“美国式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如今，从奥巴马的历史性当选到特朗普或者桑德斯的“现象级”走俏，完全没有跳出“药不对症、加大剂量”的怪圈。无论特朗普是否获得提名甚至最终当选，口无遮拦的他都提出了严肃的诘问：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府到底该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实现善治？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必须直面回答。（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精彩内容来自腾讯国际新闻微信公众号“糖醋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