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猎狐”135天抓428人期限已过仍有人想自首
代号为“猎狐2014”的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开展135天以来，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
公安部4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猎狐2014”大决战视频会，对外通报了这一最新战果。
32人逃往境外超过10年
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办负责人介绍，行动开展4个多月以来，公安部先后派出60余个缉捕组赴境外展开集中缉捕。
在已抓获的428人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41名，逃往境外超过10年的32名。共有231名在逃境外经济疑犯主动投案自首，占全部缉捕数的54%。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敦促自首通告后，主动投案自首的有173名。
期限已过，仍有人想投案自首
据介绍，在行动中，全国公安机关始终坚持缉捕与劝返并重的原则，充分利用《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千方百计做好规劝，最大限度地给予疑犯等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通告规定的12月1日投案自首最后期限已过，但目前仍然有部分在逃境外经济疑犯想回国投案自首。
对此，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虽然通告规定的截止日期已到，但在逃境外疑犯如果是在通告发布期间，向办案单位、驻外使领馆等有关部门正式表达了投案自首意愿，只是由于办理证照或工作安排问题等原因，没有赶在通告截止最后期限回国，只要在12月31日前回到国内投案自首，依然适用通告，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积极挽回受害单位或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专项行动离结束还有20多天时间。公安部副部长、“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刘金国表示，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刘金国说，“猎狐2014”已成为我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的显著标志。各级公安机关要坚决堵死经济犯罪人员和腐败分子的后路。
■ 揭秘
在语言风俗迥异、情况异常复杂的海外，如何让潜逃多年的“狐狸”束手就擒？记者深入“猎狐2014”行动组，揭秘“猎人”们高超的“猎狐术”。
如何锁定“狐狸”？
可以协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迅速在成员国定位疑犯
陆某等人打着美国美洲矿业的旗号，发展会员180多个层级，涉及多个省份的8万多人，涉案金额高达8亿多元。案发后，陆某等多人逃往泰国。
今年11月，泰国曼谷，一家高级酒店的会场内，当涉嫌非法集资的陆某被中国警察控制住时，诧异不已：“你们怎么找得这么准？”
赴泰国行动组成员钱松介绍，获取相关线索的第一时间，行动组赶往泰国。凭借我国公安部与泰国警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到达泰国第二天，行动组就获得情报：陆某将在当地一家酒店召开一个大型“产品发布会”，现场来了700多人。
该如何实施抓捕？“根据抓捕经验再加上现场的研判分析，比如所坐的位置、派头等，很短时间内锁定疑犯。”行动组相关成员告诉记者。
陆某等人的落网是“猎狐”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准确锁定外逃疑犯的藏匿地，正是顺利开展追捕行动的第一步。
“整合公安部经侦局、出入境管理局、港澳台办等部门力量，同时协调驻外使领馆等资源，并充分利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做好疑犯藏匿地情报信息的收集及研判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介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院长赵宇说，为了锁定潜逃境外的疑犯，我国公安机关可以协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迅速在成员国对疑犯进行定位，及时报告行踪；一旦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逃跑路线，可以在沿线国家都部署查缉。
另外，“猎狐2014”的队伍中警察学历高，有着经济、公安、法律等多样学科背景，逮捕部分经济疑犯也即所谓的“精英犯罪者”，能派上大用场。
如何实施抓捕？
“海外抓捕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所在国警方的配合程度”
林坤是公安部赴瓦努阿图行动组的成员之一。令他高兴的是，瓦努阿图政府为行动组特别签发了执法证，为缉捕潜逃海外7年之久的经济疑犯魏某提供了很大便利。
据介绍，福建三明籍人士魏某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2007年举家逃到南太平洋上的岛国瓦努阿图，更名改姓后过着隐居生活。
“魏某已经入了当地国籍，但瓦努阿图移民部迅速注销了他的国籍。”林坤介绍，赶到当地后，有了执法证再加上当地执法部门的配合，抓捕行动顺利完成。
“海外抓捕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所在国警方的配合程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志军告诉记者，在国外实施抓捕与在境内有很大不同，必须尊重所在国司法主权，通常无法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实施抓捕，而是需要当地执法部门配合。
公安部办案人员表示，抓捕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所在国警方或其他执法部门实施抓捕，然后移交给中国警方，此类最为常见；二是由所在国警方和中国警方共同实施抓捕，抓捕魏某就属于此类。
除了主动出击，“猎狐”的另一大法宝就是“攻心术”——劝返、发布自首通告。
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办负责人、经侦局副局长刘冬介绍，从目前抓获和接触的情况来看，外逃疑犯总体上状况都不太好。
“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外漂泊的日子不好过，比如，居无定所，没有合法身份，甚至穷困潦倒。有不少逃犯遭到黑社会敲诈。”刘冬说，“警察出现的时候，不少人说，‘我知道这天迟早会来的’。”
“所以，我们发布敦促自首通告也是这个目的，让他们抓住机会，抓紧回国。”刘冬说。
如何押回“狐狸”？
押回前需要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所在国协助抓捕并不一定同意带回
最后的押解程序，也并非易事。
林坤介绍，在瓦努阿图抓捕到魏某后，魏某妻子聘请律师，要对移民部取消魏某国籍的行为进行审查，到当地法院申请禁止令，致使遣返行动要经过审查以后才能进行。
当地执法部门最终及时将疑犯移交我方。然而，在途经新喀里多尼亚转机时，行动组遇到了新的麻烦。
“我们手里的是我驻瓦努阿图使馆发出的回国证明，新喀里多尼亚只认护照，拒不放行。”林坤告诉记者，在当地使馆的大力配合下，最终实现在当地转机，这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杨晨在马来西亚的行动中，他们同样遇到了严峻考验：一名被抓捕疑犯的妻子为阻止办案，在马来西亚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给遣返工作设置重重障碍。
“我们紧密依靠大使馆和驻外警务联络官，最终成功完成了遣返行动。”杨晨说。
陈志军表示，如何将外逃疑犯带回国的问题，会受到所在国法律规定、与中国是否存在双边引渡条约、是否存在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等多边机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友好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具体来说有两个问题。”陈志军说，一是所在国是否同意由中国警方带回的问题。所在国警方协助抓捕并不意味着同意由中国警方带回，可能会有一个司法程序，审查是否存在不应当移交的事由再作出决定。
二是中国警方在带疑犯回国前需要办理的相关法律手续。这需要根据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规定的程序办理，或者依据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规定的程序办理。
“追逃工作比较复杂，我们会利用已经建立好的渠道，力争取得更大战果。”刘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