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辨析

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二重证据法”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大创造,其主要内涵是强调用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刊载了杨鹏先生题为《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的论文,认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源自于他与日本学者长期的学术互动与交流”以及通过日本学者了解到的“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对其思想的浸润。笔者不赞同这一说法,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源流实来自于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及罗振玉对王国维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引。

王国维的西方哲学观受到日本哲学影响

王国维早年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所谓的“东文”就是日文。这是一家主要培养翻译人才的新式学校,教师主要是日本人,这是王国维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起点。对于这段学习经历,王国维回忆说:“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1901年2月,王国维赴日本留学。从日本回国以后,他将西方哲学纳入自己的视野和范围,主要研究对象是康德、叔本华、尼采。不过,对于国学根底深厚的王国维来说,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宏观的、抽象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而将其作为毕生的研究对象,则是不合适的。不久,王国维即放弃西方哲学研究,转而从事中国文学、考古学领域的探索研究。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方法与学术成就进行分析总结,其中一条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该文以叔本华哲学为指导,笔锋犀利,说理透彻,独具卓见,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陈寅恪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指的就是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的中介和影响而接触的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对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主要是在文学艺术领域,而非史学领域。

王国维、罗振玉寓居日本期间,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切磋中,受到影响和启发更多的是日本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开拓了国学的诸多新领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精通日语的王国维更是扮演了桥梁的角色”。例如在戏曲方面,正是受王国维著《宋元戏曲考》的影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写成了《中国近世戏曲史》这部经典之作”。在甲骨文方面,“王国维首先把甲骨文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于 1915年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受其启发和影响,日本学者林泰辅、内藤湖南等人也相继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在敦煌学和简牍学方面,“罗、王在京都合编《流沙坠简》……此著完成的学术史意义就在于:它促进了后来中日两国敦煌学与简牍学的发展”。正因如此,日本现代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江上波夫指出,“后来日本甲骨学、经学研究的兴盛,产生了后学贝冢茂树、诸桥辙次这批成就卓著的学者,都不能不追溯到林泰辅与罗、王论学的时期。”

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影响仅限于其学术生涯初期,主要是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等学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而王国维寓居日本期间,日本学者受其影响更为深远。

宋代金石学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一

王国维在《新学语之输入》中说:“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於抽象而精於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於实践之方面,而於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由此可知,中西学术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西学“长於抽象而精於分类”,传统国学则注重“具体的知识”及“实践”,也就是讲究实证。从中也可看出,西学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及“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影响甚微。

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之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特别是文字铭刻及拓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字学、历史、书法、文学、图书学等方面。正如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所说:“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然而在宋代之前,虽然也有人对金石文献进行研究,但并不成系统,还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到了宋代,金石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考史、证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宋代学者在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清代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对于宋代的金石学成就,王国维比较推崇,他为此写下《宋代之金石学》一文,认为“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於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不过,宋代学者对金石文献偏重于文字释读、器物形制之研究,却忽略器物的时代,及由器物本身以推论古代文化、古代史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敦煌文献及汉晋木简的相继发现,中国考古学进入大发展时代。王国维认为,这是从未有过的“发见时代”。他将宋代金石学置于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开拓其领域,深化研究方法,不仅以金石,而且广泛利用甲骨、陶器、玺印、兵器、简牍、封泥、货币等从事经史的考证、古典文献的整理、古代文化的探究等。

1916年5月,王国维撰《〈毛公鼎考释〉序》,首次明确提出“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的考证金石文字之法,这可视作其“二重证据法”学说之开端,推本溯源,它实则与宋代金石学一脉相承,是对传统金石学的拓展和升华。

乾嘉考据学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二

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文献史料,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乾隆年间,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王国维的《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就说:“乾隆初,始命儒臣录内府藏器为《西清古鉴》,海内士夫,闻风承流,相与购求古器,搜集拓本。”可以看出,清代金石学受乾嘉考据学的推动而勃然兴起,而且,清代金石学研究的范围扩大,“从质地来分,有‘金’有‘石’,又有砖瓦陶器等;从用途来看,有钟鼎彝器、钱币、玺印、兵器、玉器、镜鉴和封泥等。研究体例,已臻完善。有存目、录文、摹图、摹字等环节的材料整理,又有通过书跋方式从内容上进行经史、小学、义例等方面的阐发;既有专门研究,又有通论;既有地域之分,又有通纂总括”。

乾嘉考据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为判断,在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对后世学者影响巨大。但王国维同时又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拓展了其研究范围。近代学者蒋汝藻在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所作序文中,明确指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与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关系:“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展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范文澜更是将王国维纳入乾嘉考据学派范围,他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

罗振玉学术指引是“二重证据法”源流之三

罗振玉是学识渊博的国学名家,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清宫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王国维与罗振玉之交在其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罗振玉在学术上的引导、帮助、商讨,给王国维学术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罗振玉是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大家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汇辑可识可读的甲骨文五百余字,编纂成《殷虚书契考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专著;其后,他又汇辑不可遽释的甲骨文共千余字,编为《殷虚书契待问编》,与前书互为表里。在罗振玉前期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他在该书“序”中明确交代:“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日,所据者《铁云藏龟》及《殷虚书契前后编》诸书耳。”王国维开创了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错误,同时也证明了其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说明《史记》与史实基本相符,这其中不能忽略罗振玉对其研究的启发与助推作用。1908年,汉晋木简出土,罗振玉最早对其进行整理。他还刊印了已被欧洲人掠走的敦煌石室藏书中最精华的古本和佛经。

王国维早年治学,兴趣广泛,在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之前,“他日夜寝馈于西洋哲学和宋元通俗文学的书籍;对于叔本华和歌德的著述以及宋元名家词曲,十分喜好”,到日本后,在罗振玉的劝告和启牖下,始“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关于王国维的这一转变,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中也说:“辛亥之变,君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罗振玉还将自己带往日本的数十万卷藏书、古器物铭识拓本、古彝器及其他古器物,让王国维借阅、观摩和研究。

1901年和190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尼雅和甘肃敦煌等地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调查,获得大批木简,他将释读任务委托给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对木简作了考释,写成《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汉文文书》,尚未出版即将手稿寄给当时寓居日本的罗振玉。罗振玉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他与王国维对模糊不清的图版重新考释,最终成果为《流沙坠简》。

王国维随后在写给缪荃孙的书信中也说:“岁首与蕴公(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王国维所说的“东人”,就是日本学者,可见当时的日本学者并没有认识到这批简牍的学术价值。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由此既可看出罗振玉对其帮助与影响,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形成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互动无关。

此外,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结识了许多国内外一流学者,国外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国内学者如柯劭忞、缪荃孙、沈增植等,从中受益匪浅,这也对其古史研究帮助颇大。

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基础上,在罗振玉大力帮助和引导下,对研究方法进行弘扬和升华,把金石文献范围扩大到甲骨文、简牍、封泥、货币、玺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历史文献互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基础,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王国维通过日本学者接受到的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只是在其学术生涯初期,主攻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批评时产生了影响。杨鹏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源流归结为日本学者对其传授的西学的影响,以及日本学者长期与其学术交流互动时的启发,明显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