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必须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生态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思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另一种路径。

　　在学者看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需要生态人类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去开展系统研究。围绕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罗康隆。

　　关注多元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注重研究和探索哪些问题？

　　罗康隆：人类学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学科，在其发展的100多年中，形成了几十个分支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人类学这门分支学科应运而生。

　　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人类学必须把自己研究的对象或问题放到多元文化背景下来探讨和分析，同时还要关注被研究的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多元文化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目前，我国的生态人类学应该聚焦如下六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面对我国要建成海洋强国，生态人类学必须关注海洋生态文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建设海洋强国已经成了国家的历史使命。作为研究文化生态的专门学科，生态民族学于情于理都应当承担起这一研究使命。其中，最紧迫的研究内容需要包括海洋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海洋文化的本土知识、技术和技能，海洋民族的归属感，海洋民族的历史智慧，海洋文化的现代化等。

　　第二，面对我国水资源危机，生态人类学必须关注水资源安全的文化策略。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已经成为我国必然面对的严峻事实。水资源不仅是必备资源，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量极大的资源，更是难以储备的大需求量自然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靠购买水资源去实现，中国这样的大国更不可能。中国应对水资源危机，从本质上看就是在解决中国21世纪的发展问题，是一项关系着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课题。

　　第三，面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生态人类学必须寻求捍卫粮食安全的文化策略。我国当前面对的粮食生产难题既是工程技术问题，也是政治法律问题，更是生态环境的承受问题。越是先进的农业装备，越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就越需要仰仗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的廉价补给。生态人类学从文化的视角，去妥善处理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的学科膈膜和研究取向的冲突，为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提供切实可行的生态对策，以此支持中国的粮食安全。

　　第四，面对外来物种入侵，生态人类学必须寻求遏制生物污染的文化路径。外来物种入侵所造成的生物污染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生物污染成灾具有极其复杂的机制，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行为息息相关。生物污染防治决策只能仰仗于民族文化，仰仗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去界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规范，才能缓解生物污染的压力，进而从根本上控制生物污染的危害。

　　第五，面对生态灾变问题，生态人类学必须探寻构筑生态屏障的文化基础。当前在资源利用上的偏颇和失误，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因此，要探求最佳的生态修复和维护对策，就需要在生态民族学所倡导的对本土生态知识发掘、推广和利用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嫁接和文化重构的手段去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实现人类的生态安全。

　　第六，面对五位一体的国家建设，生态人类学必须研究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需要生态人类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去展开系统的研究。

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生态人类学在中国兴起于何时？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和实践注重探索研究哪些问题？

　　罗康隆：从学科的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生态人类学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以尹绍亭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云南大学团队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开启了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崔延虎为学科带头人的新疆师范大学团队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与此同时，以杨庭硕、罗康隆为学科带头人的吉首大学团队致力于贵州湖南地区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该团队将区域深耕与全局覆盖相结合，通过全局视野精准理解区域特殊性，又通过区域的切实认知审慎地照应全局与把握全局，形成了信度、效度较高的理论概括与研究范式，开始呈现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术流派。

　　与国外相比，结合我国的现实需要与理论建构，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目前的研究和实践应该注重如下几个方面探索。

　　一，地方性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我国各民族民间传统生态文化丰富多彩，我国地理结构错综复杂、生态类型多种多样、民族和地域文化多元共存，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最重要的水源宝塔、最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同时也是各民族在历史上营造出最复杂多样的人文景观大舞台。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正在面临城市化的挑战而处于濒危境况，急需加以发掘与整理研究。

　　二，生态扶贫与生态产业研究。当前我国推行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耕还湖，生态移民等一系列的建设工程，旨在将生态产业与脱贫致富捆绑起来，造福民众。 生态人类学可以为这些“建设工作”以科学的引导。

　　三，生态文化与家园营造研究。有蓝天，有碧水，有青山，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这才是人类的家园。如何将生态文化为基础的家园营造，这需要生态人类学的指引，因此，生态人类学将带着我们共筑美好家园。

　　强调多学科融合与跨学科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网：生态人类学如何看待文化与生态的关系？

　　罗康隆：“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文化作用于人类（文化分野下的民族或者族群）所处生态环境（当然也不用排除社会环境），乃建构起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事实体系，才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说，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渗透了生态的内涵。就生态而言，生态环境是民族文化建构的基础，也是文化建构后不断延续与稳定的基础。因此，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都渗透着特定民族文化的成分，也即是生态环境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方式都打上了相关文化的烙印。文化与生态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稳定和谐共荣并能保持稳定延续状态的实体。这样的实体，我们将它称为“文化生态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于深化生态人类学研究，有学者认为，应强调多学科融合，跨文化视野。对于推动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深化，您有何对策性建议？

　　罗康隆：由于生态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这里涉及到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是两大自组织复杂体系。这两者关系的研究是当今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完成的。因此，强调多学科融合与跨文化视野是必须的。这也是生态人类学的生命与魅力所在。但是，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我认为，就当代中国而言，生态人类学深入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学科建设、知识累积和理论建构。其次就是要消除学术偏见与社会偏见，将“历史小传统”的真正创造者——普通劳动大众给予公正的评价。再次就是要形成学科研究团队，造就学科精神领袖和团队灵魂，以勤奋务实、治学专精、肯于奉献、善于团结和组织动员的青年才俊为组织核心，精心规划，统一布局，统筹资源，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把个人发展和团队建设统一起来，把团队建设与学科命运结合起来，使学者的成长有团队的依靠，这才是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根基。

　　总之，生态人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变，生态人类学正在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显学，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学的支柱学科。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无比广阔，其学科价值无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