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纪律成为不能碰的“高压线”

“‘四种形态’是监督执纪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实践证明，如果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更加从严从实、抓早抓小，管住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中间过程，不少党员干部就不至于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宋晨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11月起，大通县在全省率先开展了落实县级党委主体责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从严管党治党工作。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积极转变执纪理念，由“盯违法”转向“盯违纪”，让监督执纪成为常态，“四种形态”成为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有力地促进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带动了全县党风政风民风的好转。

县委以上率下，自觉转变观念，抓实“两个责任”的定责、履职和追责，逐步建立起各级党组织齐抓共管，层层抓落实的纪律建设工作机制。同时列出责任清单，率先从县委班子抓落实，进一步细化责任，使县委班子第一责任人及班子成员主体责任增加了34条，共54条。各乡镇、各部门结合实际，也都细化了责任清单，形成了责任明确、分工协作的工作格局。

县委以落实“两个责任”为重点，与全县20个乡镇、46个部门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并实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单独考核、单独奖惩和“一票否决制”，对班子成员中有违纪违规的“一票否决”，对考核优秀的班子进行奖励。同时实行责任追究，通过开展“两个责任的倒查”，进一步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纪检组织对照责任清单，自觉履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全县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共排查出突出问题6类33个；各级纪检组织全面梳理排查突出问题和信访举报问题，受理信访举报问题线索33件，其中初步核实7件，占信访总量的35%；谈话函询13件，占信访总量的65%；立案6件，成案率达86%，比以往增长33%。针对梳理排查出的问题和线索，大通县各级党委、纪委按照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了处置。

各级党组织把约谈作为用好第一种形态的有力抓手，运用提醒约谈、廉政约谈、诫勉谈话“三种”约谈方式，县乡两级分层分类开展约谈，形成层层联动、分级负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约谈机制，有效解决了一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县委书记宋晨曦先后约谈18人，重点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工作目标考核中予以“一票否决”和考核末位的乡镇、部门的“一把手”进行了集中约谈，并对3名乡镇部门“一把手”因工作不力进行了职务调整。

县水务局原局长马某某工作中慢作为，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不力，导致一些水利项目进展缓慢，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其进行了诫勉谈话，并调整了其工作岗位。

全县共开展谈话谈心59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人，谈话提醒、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轻处分的处置比例较以往有了上升趋势，提醒交心，思想纠偏，达到“扯扯袖子，咬咬耳朵”的目的。

“‘四种形态’立足于‘常态’‘大多数’，而不仅是‘少数’，更不仅仅是惩治严重违纪违法的‘极极少数’，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监督全覆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履行好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避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现象，是对各级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体和深化。”大通县纪委书记赵昌虎说。

大通县委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运用好“四种形态”的重要手段，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党内关系正常化民主生活会常态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化的实施办法》，建立了“敢批”的保障机制、“真批”的激励机制、“善批”的养成机制、“常批”的长效机制，使全县各级党组织通过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三会一课”，班子成员、党员之间能够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问题、找原因、整改落实。

县委常委班子成员进行充分的沟通交心谈心，民主生活会上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力求做到敢批、真批、善批，达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目的，增强了党组织生活的严肃性。

全县66个乡镇和部门全部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就查找出的突出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干部不作为、慢作为的一些现象；对镇、村干部监督不够，村干部违纪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深入基层开展工作不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等问题，已制定整改措施落实48条。

县纪委在用好“五类处置方式”，加大纪律审查力度的同时，坚持综合运用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手段，让纪律约束成为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和自觉遵循。

“‘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通过释放执纪越来越严，一寸都不让的强烈信号，让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良教乡党委书记李万智深有感触地说。(薛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