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教师”与农村孩子意外的“幸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农村生产队的小学,合格教师如凤毛麟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市高中生,被安排到乡村学校当教师,无意中“衍生”出改善部分乡村学校师资状况的“机会”。
一部分人的坎坷,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幸运”——知青教师的学生们强调自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要不是“上山下乡”,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了那么多城里的老师呢?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知青教师”在我国农村教育史上应留下一笔。
■张持坚
知青老了。
老了的知青结伴回访当年下乡的村庄,受到乡亲们的热情迎接。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当过老师的知青——尽管相隔三四十年了,有些学生,老师已辨认不出,叫不准名字了,可学生们拉着老师的手,争相述说当年老师教导自己的一件件往事,其细节清晰得触手可及。而老师呢,不好意思地摇着头:“回想不起来了”。
学生又挨个儿说起自己的近况,令老师欣喜的是,当年的学生中如今有好几个是站在讲坛上的教师。他们自豪地说,就像当年你们教我们那样,我们在教着今天的孩子……
夜色,不知不觉深了,村镇一片宁静,露水悄然降临,可学生们久久不愿散去,和老师话没说够……
当年的小毛孩们,有的还挂着两行鼻涕呢,如今人到中年,英姿勃发,成了各行各业的中坚。他们对老师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一句是相同的:我们有今天,是受到了你们的教育和影响。
当过老师的知青们辗转难眠。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众多城里的中学生下放到“广阔天地”。一些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被安排到乡村学校当教师。
数十年过去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知青教师”在我国农村教育史上应留下一笔。
农村教育落后,最突出的是师资薄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农村生产队的小学,合格教师如凤毛麟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城市高中生,无意中“衍生”出改善部分乡村学校师资状况的“机会”。
如果没有“文革”,这些高中生中的许多人应该在大学课堂里深造。第一批知青下乡前,报考大学的志愿已开始酝酿,个别学生甚至收到了录取通知。就在这时,“文革”骤起,学校停课,高考废除,学生“上山下乡”。正常的秩序被扭曲,这些高中生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吊诡的是,一部分人的坎坷,对另一部分人竟会是意外的“幸运”——知青教师的学生们强调自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受益者:要不是“上山下乡”,我们这穷乡僻壤怎么会来了那么多城里的老师呢?我们怎么会知道北京、上海这些外面的世界呢?有什么比正要学知识的时候遇到好老师更幸运的呢?
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很“狭隘”和“自私”,甚至也可以说有些“残忍”,因为他们的幸运与那些知青教师命运几乎是反向的。
那些刚出中学校门,也没来得及接受培训的年轻人,被“上山下乡”匆匆地推上了讲台。尽管生活很艰苦,一站上讲台,他们就比照昔日母校老师的上课方法,“照猫画虎”地当起了老师。渐渐地,知青教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在闭塞的乡村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场,弥漫在简陋的教室,昏暗的课堂也变得明亮起来。学生们不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课也不再耷拉着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倾听老师的讲解,觉得好新鲜、好有趣、好有吸引力,对知识的渴求之火“呼呼”地燃烧起来。知识和文明是有力量的,即便在那荒诞的年代。
有知青老师的地方,乡村教育的景况也有了改变。站到讲台上的知青,在知青大军中,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确是“份量”颇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使者,在农村播撒着文明的种子——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要不是知青的‘突然’到来,要不是知青老师开启了我们的心灵之窗,我们无疑会重复上辈人的生活。”
知青老师的学生、后来担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团委书记的小徐告诉我,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老师的宿舍里有许多书,他指导我阅读,那里成了我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浙江大学,临走把书留给他,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小徐考上了大学,他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除了父母,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没几个,我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
黑龙江省黑河市,建立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的学生。他告诉我,从1968年知青下乡到1979年返城,粗略统计,知青老师共教了约10届学生,全国总数大约有一千万人。
我心里不禁为之一震——这“一千万”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而是一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培养了那么多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怎一个“蹉跎岁月”就能概括?
知青老了,离开那片土地也有几十年了。然而,我们似乎能感觉他们的身影仍行走在那里的山水之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学生,学生传承了他们的气息……
不知道有没有机构或学者研究这段“知青教育史”。如果没有,能否有人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