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泉：社会变迁与中国政治的现实选择
核心提示：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面的和负面的评价都发展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在当前三重陷阱交叠出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治又将走向哪里？北京师范大学程光泉教授将为您解读社会的变迁与中国政治的现实选择。
（程光泉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
大家都知道，最近30年，几乎是近千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正面的、负面的评价都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如果大家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哪怕一个非常具体问题的看法都已经完全撕裂了。我们要想找寻共识，开始变得非常困难。我想这样的看法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中，在社会上，我们普通的公民对我们党的政策、路线以及采取的一些措施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这种分化背后的原因，和社会本身在逐渐地分化有关系，也和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现实情况有很大的关联。那怎么来看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迁
（一）历史上相似的时间节点
做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在无法分析当下这个社会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思维习惯，就是管子说的那句话，叫做“疑今者，察之古”。他往往会回头去看历史，看看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阶段和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阶段有某些相似性，从而去找寻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
我们建国已经60多年了，在抗日战争纪念7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我们这个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正如我刚才所说，社会上对此评价分歧很大。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如果在历史上找一个与它相似的时间节点，就很像汉朝的“文景之治”之后和汉武帝朝之前的时间节点。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惠帝、到吕后，这三朝经历了28年，“文景之治”经历了36年，加起来60多年，相当于这个国家建国之后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前面这28年，很像是我们“文革”结束之前的30年。国家在迅速地发展，但是由于国家新立,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在这个阶段爆发出来。而之后，铲除诸吕，到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很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这期间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文景之治”期间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七王之乱”，但正是因为有了这30多年，汉朝才会进入到它发展的第一个顶峰时期，就是武帝朝。
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甚至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继续推进的方式、路径都和当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今天说的“一带一路”，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从而拉动对内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核心性的举措。这个举措的开始点，其实就在于武帝朝。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当时不是为了要打通一条交通干道，中国和西方做生意。当时是为了打匈奴，他需要联合西域的一些力量来消灭匈奴，所以派张骞出使西域。这个过程很长，很艰难，但自此以后，中国打通了这样一条路线，汉朝开始走向强盛。
今天所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危险的、风险极大的环境里面。刚才我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是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叫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大家想想那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知道了，那个时候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江河日下。
80年代末、90年代，苏联发生了剧变，解体了，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颜色。那个时候西方很乐观，他们不认为自己进入到风险社会。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一声巨响，彻底粉碎了西方这种乐观的情绪，就是“9·11”事件。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遭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进攻。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报纸上曾有文章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因为过去他们的敌人是苏联，所以苏联解体了，西方很乐观。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报纸上又出现了这样的话，叫做“我们不是进入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是进入到一个不知敌人在哪里的世界”。“9·11”事件之后，美国确实找不着到底谁进攻了它，用什么样的手段。这个过程经历了10年，才找到了本·拉登。
我们国家不会进入到这样的风险社会，但是后来我们发生了SARS事件。北京也面临了这样一个事件，我们不知道这个风险从哪里来的，怎么来解决。当年我们采取的那些措施，今天看还有很大的后遗症。“9·11”事件和“非典”事件，基本上标志着这个世界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而是我们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不确定的因素在增加，我们不知道风险来自哪里，何时爆发，以什么样的方式爆发，它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这是风险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大家研究汉朝初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到了武帝朝的时候，他是不清楚汉朝到底往什么方向去发展的。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政治家，年龄都不大。其中一个是贾谊。他当时给汉文帝上疏《治安策》。他说，“臣窃惟事势（我分析当下汉朝的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让我掩面痛哭的事情有一个，为之流涕的事件有两个，为之长叹息的事件有六件），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至于其他的那些背理而且伤道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说了，太多了）。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所有给你进言的这些人，都认为天下已经大治了），臣独以为未也（我认为其实没有到这么乐观的局面）。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那些告诉你天下已经大治的人，要么傻，要么唱颂歌，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国家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今天我们认为天下已经大治了，等于是把大量的柴火堆在一起，然后让你躺在上面，火已经点起来了，他还告诉你：你很安全）。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这个国家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局面，本末倒置。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倒置，尾大不掉，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甚至没有起码的纪律，这怎么能说是一个天下安治之势呢？）”他进一步列举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突出地提到了其中一条，叫“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什么意思呢？他说今天我们汉朝，地方势力开始做大，看起来不是病，就是地方太强大，诸侯割据。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腿比腰粗，手指头比腿粗，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即便扁鹊在世，这个国家也没治了。
贾谊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在经历了铲除诸吕之后，汉朝分封到各地的刘姓王做大，中央政权尾大不掉。这个时候如何铲除或者某种意义上稀释地方政权的力量，是他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的严峻，因为此后不到10年就发生了“七王之乱”，地方上的七个刘姓王共同起来举事，汉朝陷入天下大乱。
“七王之乱”发生之前，又站出来另外一位思想家，叫晁错。他也上疏主张铲除诸王。汉文帝也决定采取措施，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七王之乱”。很快汉景帝接班，三年之后把晁错杀了。为什么？这些起来作乱的地方诸王把矛头直指晁错，提出来要“清君侧”，说他是小人。我们看当年晁错提出来的那一系列举措，就发现他的确是个忠臣，他看到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晁错没有讲汉朝的情况，因为汉承秦制，他讲秦朝灭亡的原因，他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他说“任不肖而信谗贼”，朝廷任命的官员都是一些宵小之徒，“宫室过度，耆欲无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这个国家的官员、宫室骄奢淫逸，无过其极，这些东西敛之于民脂民膏，赋税极重。“矜奋自贤,群臣恐谀, 骄溢纵恣, 不顾患祸”，这个国家里面小人得势，导致了真正的能臣和忠臣没有办法尽力效忠国家。“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听起来是在讲秦国灭亡，其实这个话是说给汉朝的，秦朝实行的暴政，在汉朝再次重复。他说“天下寒心，莫安其处”，老百姓已经丧失了对朝廷的希望了。“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乱了。
前面我们列了这两位汉朝的思想家，针对当时汉朝初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痛心疾首，提出来自己的治安之策。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汉文帝和汉景帝采用了，所以才有了“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只是打基础，有了文景时代打下来的非常强大的物质基础，才可能有汉武帝开疆拓土，成为一代雄祖。
中国今天的情况有一点像“文景之治”之后、武帝朝之前的局面。我们也经历过“文革”，我们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励精图治，这个时间点跟汉朝也差不多。今天中国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决心、魄力。但是中国现在的状态，这个社会演变到当下，我想我们还没有到唱赞歌的时候。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依然是犬牙交错，成功和失败的机率远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二）中国处在三重陷阱交叠出现的时期
因为从宏观上看，中国今天基本上是三重陷阱交叠出现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没有遇到过，是一种空前的困局。
这三重陷阱，一个叫做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有过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描述了雅典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迅速崛起的历程，也描述了这个国家因为民主而走向衰亡的过程。在这部著作当中他提出来一个悖论，他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大国，而现存的大国必然也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这个陷阱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雅典这个城邦国家在实行了民主制之后迅速崛起，但是在古希腊的环境当中，还有一些大国，比如斯巴达，它早于雅典兴盛起来，并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雅典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威胁到了斯巴达的利益，于是双方集合周边其他的城邦，结成两大联盟，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为发生在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所以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
后世人们在研究这种历史现象的时候就发现这几乎是个普遍的规律。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策源地。这个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最晚建立资本主义。当它崛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把这个世界瓜分完了，它要想分得一杯羹，除非发动战争。
中国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不断地增大。但是我们发挥的作用还不能说很强大，还是有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外讲话的时候也曾经谈到修昔底德陷阱，他说我们要努力避免这样一个陷阱，中国不会重复走这样的道路，我们要追求和平。
我们经常说西方人不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我不赞成现在所谓的阴谋说，说凡事都是西方在对中国搞阴谋。这其实已经是阳谋了，利益和它发生冲突了。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全球化最大的主体依然是民族国家，国家利益是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维护自己本身的利益，当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双方之间变得势不两立，是具有极大的可能的。我们在舆论界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说中国终于强大了，这种民族主义的虚胖的观念在这个社会上确确实实有一定的市场，好在我们中央是比较清醒的。
所以，看我们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国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当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去正面冲突。比如说对外开放，我们过去直接吸引其他国家的资金、人才、技术。但是今天中国要由引进来变成走出去的时候，就和它正面冲突了。我们能不能把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直接对着西方这些强大的国家？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这也是为了避免使我们国家在刚刚发展起来就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陷阱，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第二个陷阱，我们叫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个概念提出并不久，它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注意，这里的中等水平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低的到1000美元，高的到3000美元，都可以认为是中等发展收入水平——进入到这个阶段以后，这个国家遇到的一个困境。我们国家这个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第一有资源，第二有市场，第三有劳动力，还是廉价劳动力。但是今天你去饭店看看，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饭店里就找不到年轻的服务员，甚至我们相对收入低一点的企业招工都变得很困难。你想，一个大学毕业生要在北京生存，一个月少了4000块根本没法过，他得拿出来2000去租房子，他怎么生存？所以这个就逼迫你要提高人力成本。而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它的成本被大大地提升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我们没办法给这个世界提供大量的创新型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苹果的产品，很多人手里用iPad。第一代ipad上市的时候，我正好在美国纽约，它公布的时间点，我当天就去了，结果买不到，就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最大的那家苹果店。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对不起，来自中国的那条船路上遇到台风，推迟一个星期上市。就是说这些产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是这个iPad在美国卖298美元，它所有的组装程序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工厂里工人生活的环境都很差，甚至某些焊接的环节还有毒，而组装一台的代工费只有8美元。那家工厂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后来连续发生十几个工人跳楼的工厂。心理学家们去分析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员工跳楼，你去看看他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再看看他能够拿多少钱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国家就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由注重对资金的投入转向注重新的科学技术的投入。如果完不成转变，这个国家会长期陷入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状态会一直处在一种徘徊的状态。一旦进入这样的状态之后，不仅仅是经济上停滞，社会也会逐渐进入一种混乱状态。它对政治清明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停滞，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政治上的瘫痪。那全世界有没有一些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有，亚洲四小龙。但是日本走出这个徘徊状态用了12年，韩国用了8年，历时都很长。而之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那些拉美国家，还有印尼、马来西亚，今天还处在这个陷阱里，没有爬出来。这个过程非常地痛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体量的国家，情况会怎么样？全世界都不敢想。但是中国确实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回避。这是第二个问题，就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讲，我们可能正在走入这样一个陷阱。
第三个陷阱，叫塔西佗陷阱。塔西佗是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也当过执政官、保民官，有执政经验，洞若观火。他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反映的是政府公信力的普遍下降。曾有教授非常犀利地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家知道老百姓现在怎么看我们政府的这些说法、这些政策、这些表态、这些观点吗？他说老百姓认为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真的。这固然是非常极端的一种说法。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人否定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党也好，我们政府也好，我们的威信是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增长呢？恐怕要存疑。如果政府号召什么，民众就反对什么，政府推进工作的地方，就是群众站出来反对的地方，这就是极不正常的。
当一个国家外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内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政府本身又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时候，这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刚才我说了，我们正面的东西不去讲了，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而是必须看到我们当下存在的这些问题。一旦陷入这个陷阱，怎么来说我们执政党的地位是巩固的？我们怎么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的概念，它既指的是合乎法律，更指的是合乎民意。政府的决策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认同。
二、中国当下的政治走向
我说的这些状况，基本上还是思想界的状况。下一步中国朝什么样的方向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么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中国当下的政治走向”，是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喊的最多的,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但是对于民主和法治的理解却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国当然要选择走民主的道路、走法治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怎么走？我们还是要看个案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背景下的一个事件，叫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雅典的民主制度判了苏格拉底死刑。雅典在那个时候就实行民主制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今天看来都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它的城邦不大，有人说它在鼎盛时期也就是20万人左右。当时亚里士多德形容一个好城邦有多大呢？站在高处，目光所及能够看到边，就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状态。在这个国家里面，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通过大家投票来决定的。比如说执政官，大家投票产生，有的时候觉得投票还不够公平，那就轮流。人太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轮上，怎么办？抓阄，抓着谁是谁，只要你生命足够长，总有一天你可以当成城邦的执政官。这样的一套制度带来了雅典空前的繁荣和强大。为什么？民主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在这样的国家当中，民众有一种自豪感，他觉得这个国家是我的，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在这个国家里面，你如果不参与公共生活，不参与国家的管理，你甚至连人都算不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那本书开篇就说了一句话，“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反过来说，你只有参与政治你才是一个人。所以雅典人很为他们的这种制度自豪。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时候，雅典赢了。为什么赢？它的社会动员能力太强了。那个时候的战争不是今天的战争，所有战争的保障、供应都不是由国家来完成的。你要做一个步兵，你那身盔甲，包括武器都是自己掏钱买的。所有的适龄青年是没有权利拒绝国家征召入伍的。所以很多人都上了战场，为了保卫这个制度，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去浴血奋战。雅典有个传统，每到冬季的时候，就要为在战场上战死的这些将士们举行一个葬礼，雅典的执政官伯里克利在葬礼上发表过一个气壮山河的演说，这个演说被全文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这个演讲当中，伯里克利说，这个国家不是去给别人炫耀武力的，我们带给希腊的光荣是民主制度。他说这个国家所有的事务都是由城邦里的公民门自主做出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整个希腊的学校。他说我们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演说反映了雅典人为他们的民主制度而自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雅典最后失败了，败得一塌糊涂，被迫跟斯巴达签订城下之盟。怎么输的呢？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当时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也有人说城邦太小，国力不支。但是现在研究证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民主制度。其实，民主制度和简单多数制度不同，因为后者是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由多数人选票决定，但少数人的权力有可能在滥用的多数权力当中受到侵害。在基本的人权问题上，宪法和法律必须防止一个社会以多数人的名义随意加以侵害和干涉。比如说婚姻自由，这是法定的自由。不能说我们大家都不同意你结婚，你就不能结婚了。你不能用民主否定法治，也不能用民主去否定自由。在人权的范围之内，是不能够用民主的方式来表决的。比如说今天选择班长，可能大家选谁都无所谓的。但是如果大家今天选出一个人拉到20层把他扔出去，你们就是都同意，我也不敢这么做，这是违法的。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界线在哪里？我们在社会公共生活当中，往往用多数人的名义，基于公众的利益、民众的利益，肆意地去践踏公民个人的利益，这种现象大量存在。
由苏格拉底之死我们得出来很多的思考，这些思考既包括民主上的，又包括法治上的。比如说我们在法院判决的时候，能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判决？恐怕很难。多数人可能基于一种义愤来做出判决。法治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老百姓的意见为准绳的。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本身是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的。西方法院里面，包括香港、澳门，你去法院都可以看到，它门楼的上面有一个雕像，是一个正义女神的雕像。女神左手拿着一个天平，代表公正，右手拿着一把剑，代表国家权力。注意，它脸上有一个黑带子把眼睛蒙上，这代表公正。就是法官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你只需要秉承自己的良知和国家的法律，而无需听从外界任何声音做出判决。他不需要耳听八方，去听取不同的意见做出判决，甚至有很多国家在进行重大案件审判的时候，都把这些陪审员关起来，不给你提供报纸，也没有电视。你需要做的是查事实是不是准确，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秉承你作为一个人的良知来做出判断。
所以，在民主和法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民主之所以从苏格拉底那样一个导致了多数人的悲剧的时代，那种存亡政治，发展为当下的一种民主政治，并且全世界都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这中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给民主套上了法治的笼子，给它规定清楚，哪些能民主，哪些不能民主。属于自治范畴的、自由范畴的，就不能民主。今天中午吃什么？吃臭豆腐还是吃红烧肘，让他自己决定。她愿意嫁给张三还是嫁给李四，让她自己决定。因为这不属于公共事务，这样就防止民主出现极端的情况。
而这里面我们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强调法治对民主的这种约束作用，那法治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全民都去背这些法条，会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浪费，没有必要。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反对法治？不是，我也主张普法。但不是普及这些法条，而是法治精神。
比如说大家在道路上每天都很堵，人和车之间的矛盾，路权之争越来越尖锐。东北某个城市通过了一个《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当中规定，如果行人违章，发生了车祸，司机不负连带责任。老百姓把这样一个条文简洁地表述为“行人违章，撞死白撞”。这种情况在前两年，北京市修改自己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办法》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争议。有一天我从北师大西门出去，打了一个出租车，准备去办事。一上去那个司机脸色特别难看。他问我说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说是啊。他接着就说了一句，你们这些大学老师怎么胡说八道？我说我也没有得罪你，今天你怎么回事啊，师傅？他说你听。原来他听的收音机里面中国政法大学一个副教授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副教授就提出一个观点说，无论司机有没有违章，如果发生了车祸，司机都要负连带责任。这个司机就不服气，你们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行人是人，我们司机就不是人了？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也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很辛苦。凭什么他违章撞了他，我还得付他钱呢？为什么？我说师傅您要这么说，您还是真的懂得一些法律的，您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说您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哪一天您不开车了，您也是一个行人，走在路上，因为急，低着头走路，把一个人撞了，那么你要做的是什么？你只需要把他拉起来，然后跟他说“实在对不起，我想事了，把您撞了，没事吧？”这个人也可能很客气地说“没事，您走吧，大家都有事，都着急”，就走了。但是今天你不行，你今天是司机啊，您也是人，不错，但是您这个人是包裹了钢铁外壳，加上强大动力的人，你再撞人就可能把人撞死了。所以，在一个国家当中，我们衡量这部法律是恶法还是良法，我们还要看它是站在弱者的角度上立法，还是站在强者的角度上立法。所以在行人和司机的关系当中，司机就是强者，行人是弱者。所以，无论是不是行人违章，如果司机撞了人，司机都要负连带责任。道理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个师傅想了想，也挺服气的。
我们衡量一部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是看它站在强者的立场上立法，还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立法，这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法治精神。我们这里还讲一点，西方一个法学家提出来的，也基本上是人类公认的一种法治精神：第一，法律必须是公开的。不能制定了法律锁在抽屉里，哪天我要惩治别人的时候就拿出来，这不行。法律必须要公之于众的，每个人都要知道。第二，法律必须是普遍的，不能针对某些人制定法律。法律在制定的原则上是对所有人的。第三，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不能朝令夕改。老百姓看到这个法律朝令夕改，他就不知道怎么遵循了。所以法律本身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第四，法律必须是明确的。现在我们的法律条文有规定，比如说偷一块多少钱的手表或者价值这么多钱的物品，判你三到五年徒刑。而你知道，三年和五年差距太大了，这个自由裁量权都在法官手里。一个人坐三年还是坐五年，这对他来讲，他在监狱里面多坐一天都难以忍受。这就是我们法律表述上的不明确。还有，法律要针对未来的。所谓针对未来，我们不能说发现有些人的行为不当，违背了他人的利益，结果我们想惩处他的时候发现没有法律，我们赶快制定一个法律来惩处他行不行？不行。法律要针对未来的，必须是法律制定了以后，发生的案件才适用这部法律，而不能拿现在的法律惩处以前的犯罪，除非极端情况。比如说当年的“四人帮”的审判，比如说“纳粹”战犯的审判，当年因为涉及到反人类。
还有法律必须合乎实际。我们现在在社会上听到一种声音，大家都在这么说，叫“乱世要用重典”，这个话要慎重。并不是严刑酷法就能够带给这个社会稳定和繁荣。当年朱元璋的老妈、妹妹都是被贪官污吏逼死的，他对这些贪腐人员的行为恨之入骨，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他规定如果贪腐超过60两银子，就要剥皮揎草。当他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小官衙的门口全都有一张人皮，里面塞上稻草，风干了，非常地恐怖。但是明王朝最后不还是倒在这些腐败当中吗？所以，靠严刑酷法来达到这个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不可能的。这个社会当中腐败的土壤在，条件在，腐败就一定在。仅靠从结尾的角度，从后续的角度上，从惩处的角度上去治理它，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就像我们今天反腐，你仅仅立足于他不敢腐，还是不行的。还需要他不能腐，才是最重要的。他想不想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并不好控制。但是我们从制度上决定了他不能腐，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法律是不合乎实际呢？比如说我说在座诸位都违法了，你相信吗？没有问题，肯定违法了。比如说，我问你今年植了几棵树？没有过是吧。那违法。你今年植了，去年植过吗？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民义务植树的规定》，里面规定了每个成年人应该植几棵树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吧，你从来没有种过。要是遇到程老师这样的，也很想种树，某一天自己花几百块钱，买了两棵树，扛着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一会儿来两个警察，说你干吗？我说今天义务植树，国家规定的。这个地方不是植树的地方，你要告诉我栽在哪里。所以这样的规定，其实就不符合实际。尽管没有到犯罪的程度，但是也是违法的。以至于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违反了这个法律，法治本身的尊严就受到挑战了。
中国当下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最后我们只能给大家一个结论，以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国并不适合走直接民主的道路。这并不只是中国不适合直接民主，而是整个人类绝大多数国家走的都不是直接民主的道路。美国选总统也不是直接选，为什么？直接选举，我们在苏格拉底悲剧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变成一种存亡政治。而间接民主可以过滤到掉一些道义的、不合理的成分。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体而言，民主政治就更应该走间接民主的道路，而不是直接民主的道路。所以这一点，应该扭转我们社会上的不正确的看法。
第二，发展中国的协商民主。民主是什么东西？过去我们说民主就是投票，投票才是民主。不是的。民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并不是说坚持原则才叫民主，其实“妥协”更是民主。强者要对弱者妥协，弱者也要对强者妥协，社会才可能和谐。知道这一点，我们可能有协商。否则，大家都坚持“原则”，都认为自己的是对的，都针锋相对，绝不后退，那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暴力的社会。一个社会要弱者向强者妥协，比如说美国有两个党在竞选总统，竞选过程当中恨不得把对方祖宗八代都骂一遍，所有的丑事都给揭出来。某一天选举一方胜出，另一方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站出来承认、拜见，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拥护新总统。这时候弱者向强者妥协。那么能不能不妥协？我赢了，我就当总统了，赢不了，我重上井冈山，拉杆子再出去，行不行？不行。这不是民主，那是革命。所以当一个社会进入到民主社会以后，它就有一个低成本的问题，不用通过流血的方式，而是过四五年再来。既然我相信我是正确的，我相信民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哪一天再选举的时候再回来。同时强者对弱者也要妥协。当年选举的时候，你把我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我当了总统，上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你给宰了，关到监狱里面去。这种情况在韩国，在台湾地区都看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做法。社会应该倡导宽容，包括强者对弱者的宽容，否则社会就变成一种尖锐对立了。
第三，中国要发展增量民主。增量民主和存量民主的概念是中华编译局的副局长俞可平同志提出来的。他说在我们一些传统的社会组织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政治板结，实行政治民主很困难了。但是现在社会上飞速发展出一些新的组织，这些新型组织应该实行民主制度，传统的那些组织可以让它慢慢去过渡。这样使整个中国政治发展过程相对平缓，不至于出现大的冲突和动荡。
第四，发展法治民主。我刚才讲了，民主在2000多年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它其实很危险。它并不总是好东西。当它开始变得以多数人的名义可以肆意侵害少数人利益的时候，这就不是民主了，就是暴政了。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事实证明这种现象大量存在。为了防止这一点，我们就给民主加上了一个“笼头”，不让你狂奔，这个“笼头”就是法治，规定哪些问题能够民主，哪些问题不能够民主。是自治的事情他自己决定。。这些问题不用民主的方式决定，而是用法治的形式规定下来前提就够了。所以这个社会当中就清楚哪些事情能够民主，哪些事情不能民主，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民主，有些事情必须民主。它分出来不同的类型。
当我们这个国家真正清楚了民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知道民主是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的方向，而一个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恰恰就是法治，这二者之间应该相配合，中国才可能走出一条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