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阅读·文物中的唐蕃古道青海段

　　青海新闻网讯 唐蕃古道既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

　　全长三千多公里的唐蕃古道，一半以上的路段在青海境内，散落在我省境内的许多文物，是唐蕃古道兴衰的见证者。

　　 先秦时期的文化交流

　　12月11日，在青海省博物馆内，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正在展出。两百多件文物，见证着唐蕃古道的兴衰繁荣。

　　在这两百多件文物中，有很多是由我省文博单位提供。

　　唐蕃古道的繁荣，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但是它的雏形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生活在甘青一代的羌人，拓展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形成了多条基本固定的道路，唐蕃古道的早期雏形就是其中一条。到了汉代，丝绸之路青海道得到了长足发展。

　　在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中，一块精美的瓦当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这块瓦当就是著名的长乐未央瓦当。

　　长乐未央瓦当出土于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西王母石室前的一处占地8亩的汉代遗址中。

　　未央宫是汉朝皇帝办公的地方，宫殿上的瓦当均有“长乐未央”的篆书铭文，这是一种皇权的象征。

　　据考古专家考证，发现长乐未央瓦当的遗址，是一座祭祀西王母的祠堂。

　　本该属于都城镐京的长乐未央瓦当，出现在了千里之遥的天峻，这说明早在汉代，中原王朝与羌人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当时祭祀西王母的活动就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这样的交流和联系，离不开道路的发展。

　　 墓砖中的外商形象

　　2000年5月，在湟中县鲁沙尔镇徐家寨村发现了一座魏晋墓，古墓中出土了八种不同图案的画像砖，其中四种图案为我省首次发现，胡人牵驼就是其中之一。此次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中，胡人牵驼画像砖也是我省的代表文物之一。

　　据了解，胡人牵驼画像砖当时位于墓室墙面的第三层。考古专家考证，第三层的图案反映了墓主人的生活场景。这说明在当时，牵驼贸易的胡人早已活跃于青海。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文史专家崔永红先生主编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志》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国和西域各国往来十分频繁。

　　在吐谷浑国，商人受到重视和尊敬，在政治上有比较高的地位。来吐谷浑从事商贸活动的西域和内地商人，均会受到优厚的待遇。所以，当时有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波斯、安息、滑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不辞辛苦，到东西方商贸集散中心吐谷浑展开贸易。各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促进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繁荣发展，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

　　 钱币见证古道繁荣

　　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两枚直径为2.5厘米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1956年，这两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出土于西宁市隍庙街。

　　这两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与我国钱币圆形方孔的造型有所区别，银币为圆形，正面为国王肖像，王冠前有一新月，冠后有飘饰，国王脸前近肩处有一行钵罗婆铭文，意思是主上、卑路斯。据鉴定，这批银币均为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朝时代，也就是公元457年至公元483年的银币。此时正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据了解，当时这种货币在中亚和西亚流行很广，属于国际性货币。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闫璘先生介绍，除了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我省还出土有其他国家的货币。 2000年，在我省乌兰县铜普大南湾遗址，曾出土过一枚东罗马金币。金币有明显使用磨损痕迹。闫璘介绍，这枚钱币为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时期,正是吐谷浑统治青海时期。

　　2002年5月，在我省都兰县香日德镇还出土了一枚拜占庭金币。据考证，金币为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公元408年至公元450年)铸造发行，此时也是吐谷浑统治青海的时期。

　　自魏晋以前，河西走廊先后涌现出了许多地方割据政权，战乱频仍，从而导致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时常阻塞不通。这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青海地区由吐谷浑经营，吐谷浑大力发展交通，并与中原王朝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确保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和繁荣。

　　西宁、乌兰、都兰都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重要交通点，这些外国货币的发现，见证了唐蕃古道青海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繁荣。

　　 古道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

　　公元7世纪至9世纪，随着吐蕃王国的强盛，唐蕃友好的“黄金大道”——唐蕃古道进入了全盛时期。唐蕃联姻使得唐蕃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中交流不断。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中，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联展中，羽人瓦当因别具异域风情的浮雕图案，吸引着游客的目光。这块羽人瓦当出土于我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瓦当上的主要图案是一位带翼的羽人。人物高鼻、深眼的形象，似乎不像中国人，更像是西方文化中的天使。他双手合十在胸前，似乎手握着长笛正在吹奏。他的背部两侧伸出一对宽大的双翼，翅膀上的羽毛清晰可见。羽人瓦当的圆轮边缘还有一圈联珠饰。

　　“从羽人瓦当人面的深目高鼻特征分析，此形象似乎吸收了犍陀罗艺术风格。”我省文博专家柳春诚先生说。犍陀罗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犍陀罗艺术是由来自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中亚、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时所带来的古典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结果。后来越过帕米尔高原流传到我国新疆西南部地区，为我国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

　　唐代是我国工艺美术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唐朝时，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艺术理念、美学思想交流频繁，使西亚等国的艺术得以进入中原。“羽人形象可能是西亚文化的本土化体现。”柳春诚先生说。

　　羽人瓦当圆轮上的一圈联珠饰，在我省出土的很多丝绸上也曾频繁出现。“联珠纹是中原传统纹样和波斯萨珊王朝式样相融合形成的纹饰。”闫璘先生说。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联珠纹逐渐被中亚诸国接受，成为了中亚、西亚各国备受欢迎的纹饰。

　　在联展中，有多片出土于我省都兰县的丝绸残片，有波斯萨珊王朝婆罗钵文字锦、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等。黄地对飞马饮水纹锦的主图是带翼对马低头饮水图案，马颈系有绶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先生在著述中介绍，这类“翼马”的图案起源于萨珊王朝和波斯王朝，是西方流行“天马”图案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图案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了加工改造，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联展中，一块唐代的狮纹画像砖引人入胜，画像砖上，一只狮子蹲坐其中，双眼圆睁，旁边还有一株植物。闫璘先生介绍，狮子并非中国的原产物，而是张骞凿空西域后，中亚古国的贡品，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狮子的造型不断被中国的艺术家们抽象丰富，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面貌。文化的交流，让唐蕃古道成为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