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雄 互联网第二波浪潮重塑个体关系性身份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4日第616期

在过去的互联网第一波浪潮中，远距离的人们被连接在一起，信息及其沟通的价值凸显。在对遥远的世界和体系的更高层级进行想象和痴迷的过程中，个体经常沉浸于巨量信息流动的电子空间里，从而孤立于相对静态的现实空间。在信息流中迷失，与孤独相伴，信息焦虑也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

智能手机和Pad等“兜装”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加上相关无线技术和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的发展，使人们迎来了App（“Application”的缩写，即应用软件，是用于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时代。使用App客户端进行多形态人际互动已成为风潮，这让流动的电子空间伴随着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流动而流动，在技术上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于是，对流动的现实空间中可能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价值挖掘的互联网第二波浪潮来临了。这一发展态势及其遭受的社会制约，为个体身份定位，以及市场、企业组织和国家的管理都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信息焦虑产生孤独的群体

传统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信息发布量或上载量急剧膨胀，缺少反思的个体在信息的洪流中成为孤独的群体。某些信息被“群体性关注”的可能，使得对此不予关注或关注稍迟的个体产生一定的社会心理压力。广泛的群体关注和个体注意力有限的矛盾持续存在，意味着这种压力持续存在，这种因信息而生的压力便可称为信息焦虑。信息焦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社会的层级性引发焦虑。对于一个层级性社会（社会的层级性通常是难以避免的）而言，来自体系上层的信息被“群体性关注”的程度通常很高。在拥有互联网渠道之前，这类信息是被隔离的，或者传播的速度不那么快。如此，人们不免觉得世无大事，日子过得相对安宁。而今有了互联网，且信息渠道多样化，人们反倒觉得在可触及的范围内，体系上层“真相”相对“匮乏”。于是，在不断的（其实可能是徒劳无益、白费时间的）搜寻之中，不免被各种“爆料”引发焦虑。对体系上层的仰视和透视欲望，也捎带上了对相关信息的崇拜之情，最终发酵成为“谣言”的巨大市场。

社会风险的系统性引发焦虑。除了层级制之外，社会风险的系统性，也是人们信息焦虑的一个原因。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密相关，带来了社会风险的系统性；而社会风险的系统性，又使得人们之间信息的及时传递对于规避风险异常重要。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会增加社会系统在某些环节上的脆弱性，使得一些小概率事件，也能造成异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在客观上将更猛烈地助推“信息焦虑”，甚至容易导致恐慌情绪。

信息焦虑产生了孤独的群体。很多人觉得一刻也不能离开信息，除了因为不少信息具有“实用价值”——尽管互联网中大多数信息在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价值”的垃圾信息，一定程度上还根源于现代人群体归属感和身份自信的缺乏。获致群体关注的信息，可以让其获得一种融入群体的感觉。不过，颇为吊诡的是：通常对海量信息投入的注意力和时间越多，群体归属感的缺乏越重；而这种归属感越是缺乏，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的投入，进而增加注意力和时间（特别是当将它们投于现实生活时）的稀缺性，强化信息焦虑和身份危机感。巨量信息替代了个体对现实生活中诸种关系的观照，致使孤独的个体在信息中无助张望。

App时代重塑关系性身份

在人际互动进入互联网发展的App时代之后，人们获得的信息带有了更多私人定制的性质，更多地是与己相关联群体的生活信息。信息强有力地辅助于瞬时性人际互动，同时又能留下长期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于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信息”的感觉，因参与群体生活以及借此证明身份的需求而愈发强烈。

App，诸如扫一扫、摇一摇、“附近的人”等，促进陌生而又近距离的人们交易、交往、互动，全新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意涵，正在将城市生活变成一场场充满新奇冒险色彩的、具有虚拟性质的“游戏”。个体周遭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将越来越现实地、全方位地展开。

更加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商家将App作为销售的主战场，App成为企业试图让不断流动的客户资源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方式。促使用户建构起相对固定的互动关系，并让用户群感觉物有所值，成为网络企业追求的目标和持续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App在为相关企业创收的同时，也给社会个体带来更多自由选择和获取身份及盈利空间的机会。

总之，App时代的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关系挖掘和深层互动的可能，这种关系挖掘和深层互动在根本上指涉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在现实空间中的定位，完全有可能进一步累积出一个概括性的社会自我。这样一来，个体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在具有自我组织性质的关系网络之中定位他们的真实身份，并相对有效地将这一身份信息呈现于某一群体面前。它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个体的价值和相对于机构、组织和体系的谈判地位。

关系性身份影响社会组织方式

日益增长的从关系网络中提炼身份的可能，提升了人们从传统组织和体系中摆脱出来、转而投身于自组织体系的行为倾向，这对社会组织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首先，对企业的组织方式有极大的影响。这意味着通过重构关系性身份，社会个体获得从特定组织中退出的更大的机会，比如说，迅速离开某一声誉正在变坏的企业。这导致企业生命周期的明显变动，迫使企业建构良好的企业意识形态。所谓良好的企业意识形态，通常意味着：让员工一定程度上能参与企业管理，形成管理的程序合法性等。

其次，对国家的组织形式有较大的影响。国家在社会个体身份建构上有重要作用，虽然互联网第二波浪潮的来临也许并不会改变国家体系的层级性，但无疑也会给国家的组织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后，对社会信任有重要的影响。社会信任问题，包括人际信任和对社会系统的信任问题，越来越构成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瓶颈，并影响无线网络社会正功能的发挥。关系性身份的重建，有助于在陌生人之间建构信任，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相对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增强社会系统公正性建设的公众参与程度，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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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