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纪委书记集体约谈质问下级书记称如坐针毡

　　督促整改一批、约谈警示一批、组织调整一批、立案查处一批，贵州省开展的干部“大约谈”，有些不寻常。

　　该省各级党委“五人小组”层层对部分有问题线索的干部进行约谈，因约谈对象和约谈内容指向性强，开展三个月来就有4842名干部主动报告自身违纪问题，其中厅局级31人，县处级218人，乡科级1423人。

　　避免“好同志”沦为“阶下囚”，用纪律规矩管住二者之间的空白地带。贵州通过开展“大约谈”，织密纪律之网管住“大多数”。

　　“大约谈”，是用纪律把干部管严看住，探索管住“森林”的路径和方法

　　“省纪委立案调查的贵阳市委原常委、观山湖区委原书记丁旭东，瓮福(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何浩明，均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烂掉的树，毫不手软连根拔起。1至10月，贵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9714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624人。紧盯关键少数，共查办地厅级干部案件20件、县处级干部案件216件、乡科级干部案件1696件，同比分别上升33%、104%、87%。

　　“但在之前的问题线索排查处置中，因为人手原因和传统办案政绩观影响，有些问题线索往往会被忽略掉。”省纪委案管室主任冯泽民说。

　　被忽略掉的线索中有的指向不清晰，有的是反映收受服务对象、监管对象所送贵重烟酒等看似“小节”问题。

　　“之前，对‘全面从严’的认识不够到位。”一名县纪委书记认为，纪委一出手就要下重拳，有的问题线索，还有放一放“养大”再查的心态。

　　全面从严治党，用纪律来丈量全体党员干部是关键。

　　“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

　　7月21日，贵州省启动围绕“两个责任”、“四风”、损害群众利益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集中专项整治，对问题线索大起底、大清理、大排查。对于梳理出的适宜通过约谈处置的问题和对象，省级层面由省委“五人小组”带头约谈有问题的省管干部，各级层层比照落实。

　　“对烂掉根的树，毫不留情拔除；对病树，要治过来。”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表示，“大约谈，是用纪律把干部管严看住、抓早抓小、管住大多数的一种尝试。”

　　“大约谈”，是督促落实“两个责任”的有力抓手

　　8月13日，在贵州新闻联播头条新闻画面中，一边坐的是省委书记陈敏尔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另一边坐的是被约谈的省管干部，约谈的内容是“根据了解掌握的问题线索，要求实事求是地把有关问题讲清楚”。

　　省委“五人小组”其他成员分别对分管和联系部门、单位有反映问题线索的省管干部进行约谈。

　　“各级党委要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实现对干部管理监督的常态化、长效化。”省委有关负责人强调。

　　该省各级党委书记既亲自参与约谈，又高度重视对约谈工作的部署和推进。有的县委书记为了更好开展约谈，特意找来党纪党规进一步学习。

　　“各级纪委要把这次集中专项整治作为落实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切实履责、务求实效。”省纪委主要领导多次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一人一套约谈方案、一份约谈提纲、一份问题清单、一个专用记录本做好约谈准备。

　　截至10月30日，该省各级党委(党工委)“五人小组”和各单位党组(党委)有关领导约谈了981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县处级干部1048人。

　　“以前，对一些管辖范围内干部的‘四风’和腐败问题，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一位省直部门党组书记表示，要知道，这样的“保护”是害了他们。

　　此次约谈，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要让问责的板子狠狠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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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璇涛集体约谈了14名省直有关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有的全年没有查办一个案件，是因为无案可查吗？还是畏首畏尾，不敢监督？或是瞒案不报、压案不查？”发出的一连串质问，使这些负责人“压力山大”。

　　“集体约谈，却像是对我一个人谈。让我如芒在背、如坐针毡。”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纪委书记郭万才抛开精心准备的提纲说道。

　　该省开展集中专项整治以来，共对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339名干部进行纪律审查、组织处理。

　　“大约谈”，是紧要关头的“大喝一声”，体现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9月29日，贵州省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某走出约谈现场时，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约谈中，严某承认两次收受2000元礼金，还主动交代了收受礼金11.8万元的违纪问题。

　　“不注重党纪法规学习，加上心存侥幸，才犯了错误。约谈，是组织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严某深有感触地说。

　　从“好同志”到“阶下囚”并非“自由落体运动”，重要的是，每一个紧要关头的“大喝一声”、“猛击一掌”。

　　“通过约谈，让那些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走上歧途的党员干部知纪明纪、迷途知返，使违纪行为在量变过程中戛然而止。”宋璇涛指出，既坚决维护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又让有问题的同志看到出路，解开“疙瘩”、卸下“包袱”。

　　对确有违纪违规问题、特别是组织未掌握的违纪事实主动说清，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按照规定从轻处理。对有问题不承认、不讲清、不讲全的，一旦查实，依纪依规从严处理。

　　六盘水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万昌思在被约谈时，被敦促主动说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但他坚决否认违纪事实。事后，万昌思将受贿款退还给行贿人并要求出具收据，将退款时间提前，妄图掩盖受贿事实。最后，万昌思被严肃查处。

　　有的约谈对象没当场“认账”，但“红脸出汗”后，又“回头”承认。黔西南州文联一名干部在接受组织约谈时，矢口否认曾收受3万元的违纪事实。但时隔几天，他又主动向组织检讨，并上交违纪所得。

　　还有人未被组织约谈，却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主动“认错”。黔东南州一名副县级干部，主动说明在县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礼金5万元的违纪问题。

　　督促整改一批、约谈警示一批、组织调整一批、立案查处一批，该省通过“大约谈”，共对12145名问题干部进行了处理，其中批评教育8713人，诫勉谈话2469人，组织处理129人，党纪政纪处分815人，移送司法机关19人。

　　省委主要领导指出，在约谈中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虽然受到了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但唤醒了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知错能改的干部还是有希望的干部。

　　“我们将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续推进‘大约谈’常态化，通过严明的纪律管住大多数，形成党组织监督管理干部、防止党员干部走向违法深渊的红色警戒区。”省纪委主要领导对记者说。(本报记者 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