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稳增长、促转型

　中国经济经过新世纪头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48％）后，从2011年起经济增速一路下滑（2011年为9.3％，2012年为7.7％，2013年为7.7％，2014年为7.3％或7.4％）。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企求在7％左右稳定下来。笔者认为，现阶段（包括十三五期间）如果措施得力，改革发力，7％左右的增速是能稳住的，经济转型是能逐步推进的。这也是保持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着力点。

　　 “新常态”的表述比“三期叠加”更为准确

　　中国经济现状，用新常态的表述比前一段时间所谓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阶段的表述更为准确。按照习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中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三点中第一点、第二点同三期叠加中的前两期是基本相同的，第三点则表明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时期，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新常态能不能真正摆脱旧的已经走到尽头的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如能坚持这三个特点，就必定前景光明。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从九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未提如何消化前期刺激政策问题，只说“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并强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三期叠加中第三点即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相比较，层次低很多。特别是要看到，2013年和2014年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总有人主张走老路，搞刺激政策，追求短期GDP增速高一点，以至于有时不是在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是在加重上述负面效应，使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不能很好地减轻或消除。

　　我们要直面这几年的经济减速问题。这几年经济增速下滑，除了因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大幅降速以外，主要是新世纪前十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连续五年GDP增速超过10％，超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失衡问题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产能过剩行业较多，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下降，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经济增速回落是必然的，是客观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有专家估算认为，新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达10％左右，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我国那时的潜在增长率达到10％左右，为何会带来上面列举的重大结构失衡，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呢？我曾在2004年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速以不超过9％比较适合，长期超过9％甚至连年两位数以上增长，会带来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即经济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碰到的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和现实，就是为了对冲前几年增速过快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我们如果能够严格按照习总书记关于新常态三个特点的要求办事，就能比较顺利地实现稳增长、促转型，经济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7％左右的稳定增长，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以后在制定年度或五年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应当有点弹性，比如定7％左右，不要定一个很明确的具体增速。因为经济发展中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出一个有一定弹性的指标，可以避免像2013年下半年那样，为了争取提高0.1或0.2个百分点的速度，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不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中国正处于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阶段，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都比较大，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对头，措施有效，7％左右的增速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增长放在下一年五大任务首位，并提出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就是要努力把没有水分的、质量效益较好的7％左右的经济增速作为2015年的首要任务，把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控制住。最好2015年就能探底，至迟2016年能探底，使经济更好进入新常态。

　　 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

　　在新常态下实现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按照经济学原理，在投资增速放缓和效率有所下降时，加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即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使经济增长找到新的源泉，才能稳增长。因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包括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美国已将全部研发投入算进GDP了）。我国硏发投入占GDP比重2013年首次突破2％，达到2.09％，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支持科技进步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列为国有资本投向的五大重点之一，应认真落实，特别是中央企业，实力雄厚，应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要大力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快完善创新机制，鼓励创新型人才向企业集聚。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向产业的中高端延伸，向两头延伸。我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大而不强。要又大又强，就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用现代技术改造制造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巿场竞争力。

　　人们对北京市经常出现严重雾霾天气意见很大，都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快治理。发达国家的特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机动车不比北京少，但他们那里的PM2.5一般都在10以下。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汽油品质好，排放污染物比我国的汽油少很多。所以，我们应致力于用现代技术改造炼油企业，提高汽油品质，使其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逐步放开原油进口、建炼油厂和油品销售等的市场准入，开展市场竞争。习总书记在2014年11月APEC会上讲道，北京要使APEC蓝维持下去，这就要京津冀一起努力，督促现有的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严格环保标准。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提质増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深化改革是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

　　新常态下稳增长、促转型，关键要深化改革。要靠改革为稳增长、促转型提供不竭的动力，用改革红利来填补这两年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并在此后的实践中取得成效，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成果，这些都很有利于稳增长、促转型。比如，由于实行简政放权，推进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201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60％以上。又如，由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推动人民收入持续增加，2014年前三个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082万人，超过全年计划指标，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6.9％和9.7％，这就使前三个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8.5％，超过投资的贡献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还有，由于减少审批，继续放开市场准入和价格，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使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进一步发挥。今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全面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各项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为稳増长、促转型提供强大的、不竭的动力。

　　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的实力和民营资本的活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企业竞争力。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开展混合所有制经营，或者引进新的厂商，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深化财税改革，可以为不同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开展公平竞争。比如，营改增改革能有力地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大众创业；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能使房地产市场走上健康运行轨道；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很重要。

　　推进价格改革，除了着重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外，还要推进收费制度改革。比如医疗收费制度改革，中国公立医院挂号费太低，对医生的劳动付出报酬太低，导致医院普遍靠卖药赚钱，药品价格虚高，这是很不正常的。北京市几十年来都是4.5元的普通挂号费，以致公立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看病拥挤不堪，一些医学院的毕业生竞相出国。因此，应逐步提高公立医院挂号费特别是专家的挂号费，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特别是进口药品的价格。对低收入群体看病，应当増加政府补助。这对医疗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要推进金融改革，真正使资金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区域，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也是一篇大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