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影响源自质量

　在全球智库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因为对政府决策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而享有盛名。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美国很多重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都由布鲁金斯学会提供参考。“9·11”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10月，布鲁金斯学会学者保罗·皮勒在第一时间出版了《恐怖组织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及时深入地分析了美国面临的困境并给出应对策略，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切实帮助。

　　中国问题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重点之一，美国很多对华政策由学会研究员提供方案或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2005年12月8日，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举办前，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研究人员到中国，与中方研究机构进行会谈，并把会谈结果向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做汇报，推动了战略对话成功进行。李侃如、贝德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在学会工作。学会曾有多人进入竞选驻华大使的短名单。

　　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始于美国商人兼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于1909年提出的成立一家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设想。1916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成立，1927年改为现名。布鲁金斯学会现有400名雇员，其中包括100名研究员，100名研究助手，200名辅助人员。

　　布鲁金斯学会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长期坚守的研究质量。其100名核心研究员维系着这种质量。这些研究员一般都具有博士学位，有一定学术地位。研究水准是否够高、在政界是否有贡献、在学术上是否有地位，是最终决定一名研究员能否被布鲁金斯雇用的主要标准。学会规定，只有这100人可以接受采访、发表文章。研究人员如果出现剽窃或其他丑闻则马上会被解雇。

　　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不能为总统选举站台，如一定要去就要请假离开学会。同时，学会不受民主党、共和党两党中任何一方制衡。学会的出版物不接受政府或公司委托的合同。学会每年支出约1亿美元，84%来自私人捐款，3%来自政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其他还有出版和基金等收入。但是，任何捐款人都不能干涉学会的研究。如果有人要捐款但审核委员会不予通过，学会就不能接受款项。

　　布鲁金斯学会在研究选题、项目开展、人才流动等方面有其日常管理方法。

　　研究选题。一是及时性，出现热点问题马上讨论。二是前瞻性，如能源问题，环境污染，中产阶级影响等。三是在讨论中发现选题。学会的各种会议非常多，研究人员在交流中引出议题，判断其价值，最终选取合适者展开研究。

　　项目开展。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项目有些由学会出资，有些需要另外筹资。项目筹集的资金要向学会交30%的管理费，而且不能发劳务费。项目进度没有确定的审核机制，完全取决于研究员，因此也会出现做得不好的项目。研究员出版著作必须经过学会总裁审核，以保证质量。

　　人才流动。在布鲁金斯学会，约50%的研究员是纯学术出身，其他则兼有学术和政府背景，其中，没有学术背景的纯政府官员约有15%。如何留住优秀人员？学会采取开放政策，鼓励人员流动，认为流动可以给学会带来好处、扩大影响。同时，学会也有足够的自信吸引优秀研究人员。他们认为，工资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因素，学会的地位和声誉也十分重要。

　　进入21世纪，布鲁金斯学会也在不断调整并适应新形势。

　　2005年，学会顺应全球化趋势制定新的战略：发展成为全球性智库。为此，学会于2006年分别在卡塔尔和北京建立了布鲁金斯多哈中东中心和清华桑顿中国中心，2012年又在印度新德里建立了印度中心。这些国外中心的成立使学会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和研究推进的国际化程度更加深入。

　　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发表观点，利用互联网传播活动信息和出版物，影响力辐射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做法和追求，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但是，其对质量的坚守、对管理机制的创新等，值得我国智库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