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 郭晓来:社科研究应重视本土化

近年来，我国社科研究日趋国际化，海外发表论文成为大学国际化、大学排名、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考核与奖励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不少院校将海外发文作为学科评估、科研考核、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的硬性指标或优先指标。有的院校对海外论文与国内论文区别对待，差别奖励，重外轻内。在国际发文的科研指标导向下，社科研究忽视本土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其结果是研究方向、研究内容脱离实践、难接地气，对社会现实问题不加关注。

近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对科研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构建高水平的国家智库平台，发挥社科成果服务国家治理的作用，建议社科研究政策导向应重视本土化研究。

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本土化研究应展示中国学术，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模式。如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须要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立足于探求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真实世界”，加强对本土政策实践问题的学术关怀。扎根于本土的经验性研究和实证调查，积累根植于本土政策实践的经验性知识，努力去发现中国政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建立起反映中国政策现象和过程全貌的知识体系。

改变近年盲目追求国际化，科研经费、科研力量、科研资源、科研立项过多且重复于大而无当、空而无物、对而无用的研究。科研政策导向应更多支持本土化应用性、对策性研究。调配比例，将有限科研资源、科研力量倾斜于与实践相关、与国情相关的本土化应用性、对策性社科研究。建立本土化社科成果激励机制，特别是在职称评定评聘、科研考核奖励、人才引进方面对本土化成果一视同仁。改变目前重国际、轻国内科研成果的现象，成果评估应该重视其内在价值、客观质量及创新程度。

本土化研究应加强中国特色以作出世界性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元素”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例如我国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形成一套独创性的东西，有自己的发展逻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乃至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近年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在理论深度以及实践意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总之，只有在本土经验上树立起来的理论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版图和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引进和运用西方学术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认识到国情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应用的可能性。本土化研究的定位并不排斥吸收外部的理论营养，只是以解释中国自身的经验为主要学术使命。由于中国经验本身的庞杂，需要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做长期的研究，并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讨论，进行建构，并不断地回到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中检验。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检讨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方法论，比如那些看起来最为科学及最为精确的研究方法，诸如数量模型等，也许恰恰可能是最远离中国经验整体、最不能有效掌握中国经验整体的研究方法。因此，有的经济学家尖锐批评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流行数学模型，认为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成为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游戏，这些玩数学模型游戏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是能否与国际同行交流，而不关心能否解释中国复杂的经济现象。

实证方法运用于本土化研究时不可无视社会科学知识效度边界的存在，不应夸大实证研究的普遍性与运用范围，否定定性研究。应警惕两种情况：一是在解释中国社会现实时，无视中国社会的特殊变量和常量的存在，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乱贴标签，食洋不化；二是超越国内发展阶段，盲目追踪和照搬西方学术前沿，却没有能力从国内现实中提炼出更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研究问题。值得反思的是，某些学科在研究过程中运用西方理论范式切割中国的经验与事实，导致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或以中国经验验证西方某个理论，而非探讨中国自身问题及中国自身学科理论发展的需求。如此，中国社科研究只能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原创理论的诞生地。还应注意的是，不可以实证研究代替甚至否定定性研究。在科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证伪”与“发现”可以同时并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来源：光明日报，2014.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