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以转方式调结构引领新常态

　　转方式调结构是引领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潜在增长率是在特定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供给乃至资源环境约束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所谓“正常”，是指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伴随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实际增长率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变，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现象，而是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按照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2020年我国GDP总量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要求“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5%—7.0%。一方面，这一增长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令人羡慕的，符合我国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有必要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下去；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如果不能突破传统增长模式的限制、实现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一路减缓，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也可能受阻。那么，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转方式调结构应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

　　怎样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呢？如果从广义的角度认识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将其看作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转方式调结构就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转方式调结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流入城镇和沿海地区，改善了产业结构，特别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来观察产业结构的变化。该指标是某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比，可以综合反映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口径，2013年农业的就业比重仍然高达31.4%，而增加值比重下降到9.4%，由此计算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只有0.30；而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32。即使按照实际务农时间估算，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为21.5%，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也仅为0.44，而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15，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高于农业。

　　但应看到，随着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显著降低，老龄化导致农村户籍人口年龄升高，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逐渐减慢。甚至新增农民工数量很快将小于返乡人口数量，导致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的局面。这将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据预测，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2014年为3575万人，到2020年将减少到3055万人，净减少520万。事实上，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如果粗略地把16—19岁农村人口作为潜在的外出群体，其2014年以前的增长轨迹与外出农民工是一致的，但已于2014年达到峰值，预示着外出农民工增长将明显减速。

　　不过，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机会窗口并没有关闭。许多人看到发展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的确在较快提高。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把握生产率导向原则。单纯提高某个产业的比重，而忽略产业之间的关联，忽略市场信号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就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生产率提高效果。例如，2013年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为1.45，第三产业则为1.22。如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则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降低，与结构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

　　随着结构调整进入到更深层面，资源重新配置可以进一步带来效率提高。在一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生产率提高速度快、更具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胜出，而生产率低下、创新能力弱从而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被淘汰，就能使生产要素得到优化利用，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目前存在的各种体制障碍，如一些行业和企业因拥有垄断地位，即使没有竞争力也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从而难以进入、发展受限等问题，都妨碍着生产率的提高。

　　转方式调结构需要改革和创新驱动

　　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测算表明，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重要领域的改革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红利。为此，应该把握以下三个要点。

　　在构造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在跨越劳动力供求关系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后20年中，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大幅下降，每年下降幅度分别为1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从目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时期，正是我国人均GDP从7000多美元跨入12000美元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过程，国际上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平均为14%。按照这一目标和现实可能性，今后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每年应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劳动力短缺矛盾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仍可获得劳动力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提高。

　　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使第三产业发展建立在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特别是制造业升级基础上。第三产业既包括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服务业，也包括与新科技紧密结合的现代服务业，二者生产率水平大不相同。我国传统服务业2004—2013年增长了117.4%，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7%；同期现代服务业增长了68.3%，2013年占全部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5.3%。传统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现代服务业，这无疑是一个降低生产率的因素。但由于现代服务业占比高，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更大，因而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今后应创造更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使现代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赶上以至超过传统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制造业萎缩。实际上，制造业升级也包括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个高端攀升，进而发展出研发、设计、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帮助制造业变得更具竞争力。这样，制造业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就能够同步进行。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新成长企业大量涌现，是使我国产业体系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实现企业间资源优化配置。对美国经济的研究表明，发生在某一行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优化重组，以及由此导致的优胜劣汰，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1/2。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生产要素在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合理流动还受到垄断、地方保护等的羁绊，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挑选赢家的产业政策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能者缺乏“进”的激励，庸者没有“退”的压力，企业缺乏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因此，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限制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制度门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转方式调结构能否得到实质性推进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