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人口负增长下的改革突围
中国以往劳动年龄人口是正增长，但从2011年开始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这一非常重大的转折使得潜在经济增长源泉发生了变化。
当前劳动力市场很强劲。即使去年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跌了很多，但我们去年上半年的真实失业率只有5%。考虑到过去测算的中国自然失业率大约4.1%，那周期性失业率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即使有，也比较低。更直接的从官方劳动力市场信息来看，岗位数比求职人数还要多。另外，新增需要就业的人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多，也就是每年有更多的人退休，有较少的人在寻找工作。这也是就业市场上非常强劲的原因。
在目前一切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会一路下跌。但如果我们实行了“单独二孩”或者“二孩”更高一点的生育政策标准，能够达到1.94的综合(行情 专区)生育率，同时做到了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带来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不是增长抑制性的，而是可以带来人口和改革的红利。如果要为改革设出一个优先序，我想应该着眼于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的制度障碍，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那些能够立竿见影带来改革红利的改革率先进行，这应该有利于攻克其他更难啃的“骨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7.5%的GDP增长目标，这是一个合理且能够达到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最坏的底线去着眼，但如能争取更高增速就争取，就如“十一五”期间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5%，实际增速差不多是10%；“十二五”期间确定的是7%，但每年目标都定在7.5%，留有余地。
但总体来说，从2012年开始，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可以低于8%的经济增速，这和以前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为什么现在可以接受8%以下或者7.5%的速度？而不再是口头说7.5%，但实际上还是要“保八”？
劳动人口负增长
致使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是第一次讲也是最后一次讲，即经济增长速度要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潜在增长率就是当前生产要素的供给——土地、劳动、资本能够供给的数量，加上当前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趋势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可以保持的合理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我们要使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相适应，就要看看潜在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就能决定是否能接受实际经济增速。
我们对过去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总体上看在1995年到2010年期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3%，过去实际增速也符合这一潜在增长速度。
但2010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折。正好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从人口数量上看，我们发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岁到59岁的这部分可以就业人口的增长已经达到了顶峰——2010年达到总量的最高峰 ，2011年开始减少，幅度不大，但2012年一下就减少了345万，且随后还在继续减，也就是说中国发生了“符号”的变化，即过去劳动年龄人口是正增长，从2011年开始，就是负增长，绝对数在减少。
我们知道，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几乎每一个增长源泉都和好的人口结构有关系。比如，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人力资本的贡献、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以及资本报酬没有递减，都和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有关。所以2010年发生的转折，使得潜在经济增长源泉发生了变化，潜在增长率一下降到了“十二五”期间的7.6%左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假设没有其他变化，我预计“十三五”期间可能进一步降到6.2%。
可以看到，过去几年经济增速大体在潜在增长率上增长，今年的目标还是与潜在增长率相差无几，所以可以接受，因为符合潜在增长率。符合的涵义，第一是不会有通货膨胀，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上限；第二，我们知道还有下限，不会造成就业压力和严重的失业现象。
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
7.5%目标可接受
通常来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就业问题解决得越好，失业率越低，这是一个规律。但为什么“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速就得是8%以上，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在8%以下？
我们回到上述规律，这个规律不是简单讲增长速度和失业率，而是讲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的差，也就是增长速度缺口及其和失业特别是周期性失业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符合了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
因此“十一五”期间，我们知道经济潜在增长率大约10%，因此低于8%的速度一定会造成失业问题。在当前的潜在增长率降到了百分之七点几的时候，我们不追求8%，也就非常合理。所以，中国劳动力市场近些年是非常强劲的。即使去年我们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比过去跌了很多，但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05%。
实际上，去年李总理在给《金融时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去年上半年中国的调查失业率，就是通常在国际上可比的真实失业率是5%。如果是5%，考虑到过去测算的中国自然失业率大约是4.1%，那周期性失业率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即使有，也比较低。
更直接的从官方劳动力市场信息来看，岗位数比求职人数倍率高于1，即岗位数比求职人数还要多，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一直处于1以上，而且是上升的趋势，去年尤其强劲。
当然，这里没有讲结构性问题，也就是农民工短缺，大学生就业仍然有困难，但总体上来看，我们的劳动力市场表现非常强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7.5%的经济增速也可接受。
新增就业年目标千万
部分因统计问题
不过，有个疑问是：中国就业形势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讲每年要保证1000万人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对于这一点，我认为部分是因为统计上的技术问题。
实际上，根据整理的年鉴数据可以看出，每年15岁到59岁人口的新增量在2010年之前每年都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数量在递减，但2010年之后则迅速下降，增量在2011年变成负值，而所有新增就业来自于15岁到59岁这个群体的人，且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在城镇早些年已经发生了，全国之所以发生这个变化是因为农村也开始负增长。
很显然，我们能够就业的、能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就业的人数已经非常有限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增需要就业的人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多，也就是每年有更多的人退休，有较少的人在寻找工作。
实际上，统计年鉴上的新增就业数和政府工作报告数不太一样，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去年有1300多万人的新增就业，但年鉴上稍微少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寻求新的就业岗位，这也是就业市场上非常强劲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每年新增的城镇就业人数还如此之多？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是统计上的技术问题。简单地说，城镇就业人口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但本来应该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个是城镇的户籍人口，一个是城镇的外来人口、农民工，但是两个统计中有交叉、重复的部分，且这个重复的部分越来越大。
把重复的部分单独提出来，就会发现城镇的就业是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城镇户籍人口就业，这是以家庭为依据的调查所得到的，还有一部分是农民工就业，这个数是从农村调查的监测数据中得到的，同时还有第三块，其实也是农民工，由于我们每年逐渐地把一部分农民工统计到城镇就业，导致这部分农民工在前两部分做了重复统计，而以前城镇就业人口统计只包括城镇户籍人口，由于重复计算才有了今天1300万人的就业。
改革创造红利
可期待更高经济增速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短缺的趋势，也能接受现在的目标经济增速，但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期待更高的速度，我想是可以的，因为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简政放权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李总理讲到，我们从需求方施策，可从供给方发力，供给方指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或者说提高潜在增长率，来实现未来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来自于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可以创造红利，替代过去的人口红利，我们可以期待改革红利。
我们做过一个模拟，当然，远远不能覆盖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个领域，但我们直接看到有几点是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可以直接提高潜在增长率。
比如生育政策的改革，会提高综合生育率。今年确定的是“单独二孩”的改革，由于实行这个政策，一对夫妻生的孩子数量可能从以前1.4个这一低水平，提高到1.6个这一稍高的水平。当然，如果在短时间内过渡到“普遍二孩”，即大家都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话(这是我们调整的目标)，届时我们可以期望有更高的综合生育率，达到1.94，当然这是一个期望，即使进行了这个改革，我估计也可能达不到1.94，但总会更高一些。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还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美国劳动参与率很低，且在降低，而我们近年劳动参与率虽然也有所降低，但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上不景气，因此未来我们还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特别是通过户籍制度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会大幅度提高。
假设未来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同时进一步拉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就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可以改进投资效率，允许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竞争打破垄断，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只要改革足够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也是合理的预期。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假设学前入学率，小学、初中、高中的升学率都有所提高，我们模拟出的结果也可以获得改革红利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一切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潜在增长速度一路下跌，从今天的7.6%可能跌到“十三五”的百分之六点几，但如果我们实行了“单独二孩”或者“二孩”更高一点的政策标准，能够达到1.94的综合生育率，同时做到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带来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
人力资本提升不易
未来任重道远
当然，我们就业形势这么好，是不是今后不用担忧了？这也是当我讲当前劳动力市场很强劲，有些政府部门不太以为然的原因，因为他们担心人们忽视就业问题。的确，我们不能说就业今后就高枕无忧，其实挑战更加严峻。
未来劳动力市场是什么样子？未来产业结构升级要探讨新的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也许不知道具体在什么产业，但一定是资本密集度更高、人力资本密集度更高、技术密集度更高的行业。
根据现在的数据可以看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与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需要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大概是9年或者9年多一点。现在比较好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受教育年限恰好适应了这两种产业的人力资本要求，现实中，他们也确实就在这些产业中就业。
但未来不知道。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岗位和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做一个设想，从今天的数据看，这两大岗位分别需要十年多或者十三年多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意味着今天最好的年龄段的农民工还需要提高一两年至三四年的受教育水平才能适应上述岗位，但提高受教育水平一两年、三四年其实非常不容易。
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横跨20年时间，在这20年的期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相比，是我们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最快的时期，因为我们有“普九”和高校的扩招，但即使如此，20年的时间，中国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才提高了2.7年，以后这个增长速度也不会太快，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适应这个就业岗位的劳动力也许在未来就不能适应了，那时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微观上来说，这部分劳动力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困难群体、脆弱群体。
从欧洲发达国家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可以看到，危机来了，就会有周期性失业。但接下来，危机虽说没有彻底过去，但失业率却没有恢复，甚至在欧洲很多国家，青年失业率仍非常之高，比如西班牙到了50%，这说明周期性失业暴露出了结构性问题。青年人当年不读书，急急忙忙就业，收入也很高，但当困难来临时，他们的人力资本就严重不足，陷入困境。
周期性就业的矛盾和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说明今天劳动力市场越强劲，反倒可能产生一些不好的信号，使人们不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在未来会遭遇到更大的冲击。
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安全网。比如，不仅我们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我们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也远没有达到需要的水平，特别是未来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应该说这方面任重而道远。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不是增长抑制性的，而是可以带来人口、改革红利。如果要为改革设出一个优先序，我想应该着眼于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的制度障碍，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能带来改革红利的改革率先进行，这应该有利于攻克其他更难啃的“骨头”。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