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到中原的文化大同

洪玮/文

      从西宁经武威、天水、兰州到西安，沿路的山景从雪域高原的灰白苍凉，到丹霞地貌的发红，再越过戈壁沙漠，最后才在黄土中冲入都市西安。别克车队在现代的高速公路上驰骋，尽管丝绸之路分南北中三线，但别克车队经过的这些城市，几乎都是当年途中重镇，丝绸西去，佛教东传，现代化之路 也在晚晴渗入其中……文化融合中，天下大同。

法门塔寺，丝路西去，佛典东来，自丝绸之路开通，法门寺地处东传佛教必然经途，其后法门寺之勃兴，实已自此开端。
　　
　　不难想象这是一条自古以来最难行的道路：地形变化、征战不断，无数驼队败下阵来。这又是一条最易行的道路，毕竟已有张骞出使西域探路在先，霍去病征战维持中原对其控制，这几乎是商队西行最优的选择。
　　
　　 因此地凉
　　
　　在现代化城镇千篇一律的面貌下，武威的南城楼兀自站立在其中，说明此地不凡。城楼的门成为了现代交通的一环，引导着双向的车流。千百年前，无数商队经此而过，和我们的区别或许只是坐骑上的，他们用的是骆驼或马匹。佛教东传，古代武威寺庙林立，而如今也仍可看到武威的文庙牌匾密集，这又说明影响中国人千百年的儒家之道在此西方文化的前线依然兴盛。
　　
　　武威旧称凉州，“因此地凉”。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公元前106年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武威便成为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历史再往后一些，玄奘的短暂驻留，也让武威的故事中增添了更多神话成分——人们总是会想起《西游记》，事实上，这显然是佛教东传的一个例证。
　　
　　玄奘是在627年左右赶到凉州的。西北人烟稀少路难行，西行时玄奘时而会结伴而行。在秦州停留的时候，他遇到了送官马的凉州人，于是一同到了这河西走廊名城。从西安到凉州的近千公里，尽管玄奘已有“释门千里驹”，但背负着长途旅行的物品风餐露宿，我们可以想象他当年辛苦的样子，如今别克车队尽量驶上国道和高速，如果连续行走，也不过一两天的事情。玄奘在此地还遭到了新上任都督李大亮的刁难，当时一个“欲西求法”的高僧，对他来说企图可疑，“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最后还是当地高僧请人在夜里偷偷护送玄奘，他才得以离开凉州。其实彼时，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商队往往会在此停歇休整，武威已经是胡人聚集之地了。
　　
　　玄奘之行开启了更多人对丝绸之路的向往，当英国探险家、后来敦煌盗取文物的始作俑者斯坦因在1900年踏上丝绸之路，同样受到了玄奘的影响，当他行至敦煌拜访一知县老爷的时候，他以“曾读过玄奘的回忆录《西域记》”来判断知县是个“博学的学者”，在表示尊重的同时，又非常符合中国人情地赠给知县黄色锦缎。那正是清政府走向衰落的时代，在斯坦因的《中国探险手记》中满是一种矛盾的心情：他一边对中国古代文明以及对西域的控制力表现出崇敬，却对中国官员和学者忍不住奚落，“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包括他在敦煌运走文物，也是给了王道士一些钱就解决了。
　　
　　1910年，当《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他的西北之行经过凉州的时候，显然也被武威城楼吸引，拍下了城楼乃至城楼拐角的照片。这些照片在武威的博物馆中展出，却少有人知其出自这位西方人之手。莫理循从1894年就开始驻扎中国，关注晚清新政，也曾行走中国南方，写下《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是西方人人皆知的“北京莫理循”。他目击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自己也在1912年成为袁世凯政府的顾问。1910年的西北之行，是在1909年的万国禁烟会之后，莫理循为了探寻中国西北内陆禁鸦片的情况而动身。1906年光绪下诏禁止鸦片，要求各省减少罂粟种植，禁吸鸦片、禁开烟馆，有鸦片瘾的官员必须在六个月内戒除。即使如今看来那并没有改变清政府日薄西山的情况，但莫理循热心于这片土地发生的变化，清政府的新政让他抱有积极的想法。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一系列新政，他在报道中最常用的词就是“现代（modern）” 和“进步（progress）”。
　　
　　 公路愿望
　　
　　当别克车队穿过乌鞘岭隧道，我们知道即将越过我国地形第一与第二级阶梯的边界，海拔一路走低，也从内流区走向外流区了。凉州到兰州一度被称为“最艰险的路段”，尤其是在有些雪的时候。1930年代走过这段路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是如此不走运，即使他已经备有4辆福特卡车、一辆小轿车，但路况的恶劣依然让他感觉强烈。
　　
　　赫定一边怀念着1927年他第一次踏上这条路时乘坐骆驼的浪漫感，又一边念念不忘此行的目的：他受汪精卫的指派，率领这支车队从内地开赴新疆，并规划两条穿越沙漠的道路。“他已预见或猜测到事态发展，并意识到修筑通往西端省份的新疆公路在某种形式下是有用的。”某种形势，或许就是指新疆不稳定的局势，需要一条稳定的交通通路来改变。然而历史的进程出人意料，1935年当赫定一行返回南京，汪精卫并没有马上开始修筑公路，很快中日战争就来了。他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赞美这条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最长的路，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各大陆的重要纽带。”3000年前，在西安的商人不会知道，他们的丝绸西去到何处才是终点，罗马人其实也不知道经过好几道贩子才送到自己手中的丝绸来自东方何方，他们只是笼统地将亚洲最东边的人称为“塞里斯人”即制丝绸的人。
　　
　　如今再走这一程，赫定的公路愿望已经得到实现，不过沙漠中的驼铃已经成为旅游区内50元人民币每人才能享用的浪漫了。游客、摄影爱好者提着长枪短炮进入沙漠，享受安全系数很高的苍凉，购买探险感，然后再慢悠悠地驱车驶向兰州回归现代生活。
　　
　　 大漠燃情
　　
　　13世纪当马可波罗经过兰州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东西。兰州的现代生活起点还是在清末，在莫理循的镜头下我们能瞥见一二。他在甘肃织呢局生产厂房前的摄影十分珍贵，因为在近代甘肃工业的创建过程中，除了兰州黄河铁桥工程实体仍在发挥作用外，其他的工业遗址都不存在了。镜头透过光线遮蔽的工厂木栅栏门，现代化的厂房显得非常醒目清晰。晚清，兰州除了织呢局还有洋胰子厂、官金铜厂等工业厂房，只不过留下的影像甚少。这些实业许多是外国人参与创办的，莫理循自己也惊讶于此，他发现兰州受比利时人影响很大，不仅因为一位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法语教学，还有一位过时的曾任肃州税务司官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娶了中国太太，并协助办起了织呢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采铜矿等。当时的甘肃当局也有大同之心，还让这比利时人当了油糖酒公司总办。更有趣的是，当莫里循的笔记中记录许多传教士事迹的同时，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走中国的美国人盖洛却下笔称它为“中国的麦加”。当时兰州的确是回民的中心，但各种宗教和商业潮流一起随沙漠之风在此交汇共处。
　　
　　当沿途的颜色开始变得赤红，黄土高原和秦岭山区之间的丹霞地貌显现出来。形如麦垛的麦积山就到了。西崖的摩崖造像，高12.44米的大立佛俯瞰众生。石窟始建于后秦，佛教刚刚传入不久，所以许多佛像带着一点微笑。因为建造时间早，学界相信它对龙门石窟、云岗石窟起到了可参考的范式的作用。从西方来的商队到达天水时必然是历时数月穿过戈壁沙漠，水源丰沛的天水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人间天堂，许多富商和旅行者或许都要在这里拜过神灵祈求平安。我们的车队也从此继续向西安走去。
　　
　　千百年来，旅行者依赖这条西域大道，不过在盖洛的记载中，晚清的人们也可以依赖电报了。那时在西安有与其他省府连接起来的大清电报局，每天接受将近七千份邮件。当他抵达西安的时候，华北正要修西进的铁路，一派现代化景象。他甚至还追溯历时，说康熙年间西安已有一个文学社团堪比曾经在瓦瑟和拉菲特建立的非常进步的勃朗宁学会。但他也悠悠然说，当这些铁路修建起来后，“旅途的浪漫也将消失殆尽”。
　　

　　栈道上的雕像，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洞窟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201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