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正确看待党史国史论述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党史国史；方法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总有人不能正确看待党和国家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尤其如此。究其原因，从历史观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从方法论来看，历史虚无主义采用的根本方法往往是形而上学，即片面、静止、孤立的方法。习近平曾发表一系列关于党史国史的论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正确看待党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一、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所遵循的根本思想路线。习近平高度重视这一路线，曾多次进行论述。2012年 5月 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专门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将实事求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2013年、2014年、2015年，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诞辰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要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精神，先后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人民日报》2014年 8月 21日。）。“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人民日报》2015年 6月 13日。）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来说，实事求是同样是最为基本的原则，是指导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那些罔顾客观史实，试图歪曲、掩盖历史真相的企图都是徒劳的。2014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否认二战时期侵略历史的行径，严正指出：绝不允许否认或歪曲日本的侵略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4日。）“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人民日报》2014年 7月 8日。）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早在 2010年 7月 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人民日报》2010年 7月 22日。）然而，在党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中，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基本原则，恶意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例如，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建设成就视而不见，将之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概予以否定。还有人打着“历史揭密”的旗号，歪曲事实，甚至不惜伪造史料，极力颠倒是非。这些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实事求是根本要求的错误观点和行为。

当前在党和国家领袖人物尤其是毛泽东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丑化和神化两种非实事求是的错误倾向。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完美无缺、没有错误。一些人抓住党和国家领袖人物所犯的错误，极力抹黑其历史功绩，“非毛化”思潮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还有些人出于对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崇拜，不愿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宣传。

2013年 12月 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革命领袖和历史人物，他们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要分明，不能因其功而全盘肯定，也不能因其过而全面否定。习近平在积极肯定毛泽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彪炳史册伟大贡献的同时，并不讳言毛泽东在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指出：“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

二、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人类历史处于永恒的发展之中，一切历史事物都处于某一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有其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因此，对于具体的历史事物，只有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出发，将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完成对它的历史认识。

有些人对于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总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待和评价历史现象的出发点，不是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不是把历史现象放在其所发生的具体时空条件下考察，而总是“以今律古”，从当下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出发进行分析。他们看不到历史人物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常常以当下的认识水平为标准要求前人提供现代所要求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提供的东西。例如，社会上总是有人以当下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认识为借口，来贬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将那段历史说得一团漆黑。

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历史事件及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的方法论原则，深刻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在谈到毛泽东早年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习近平以深邃的目光审视了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艰辛探索的大背景，全面分析和揭示了毛泽东“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的个人主观因素和社会潮流推动的客观因素。（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

习近平还采取实事求是的方法，深刻分析了新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条件，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原因。他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会有反复，有曲折。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在这种国情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摸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尽管在 1956年、1960年前后都提出过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需要50至 100年时间的观点，但是没有足够的经验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得到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没能正确把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的重要原因。

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能要求前人完全不犯错误，“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也就是说，只有在分析、掌握具体历史条件的前提之下，将历史事物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公正地评价党和国家历史上那些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要看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促进社会发展，还是违背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阻碍社会的发展；要分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做到什么，他们与前辈们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在哪些方面高于同时代的人，而不能要求他们提供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提供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历史现象，都应予以辩证地合理地肯定，这是正确看待历史所必须采取的态度。

三、看待历史，“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分清主流和支流”

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要求尊重并运用唯物辩证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95—496页。）唯物辩证法的首要要求，就是全面地看待历史。

然而，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些人看待党和国家历史事件及人物所运用的方法，却总是“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采取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些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总是盯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所犯的错误不放，话题总是“反右运动扩大化”、“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饥荒饿死人”、“文化大革命”等等，对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却熟视无睹。还有些人看待历史现象，不把握主流，专挑细枝末节以否定全局。

习近平一贯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强调在学习、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身体力行，把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切实运

用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分析评价中，提出了分清主流与支流、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等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方法。

第一，一分为二，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世界上每一个事物内部总是包含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社会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总是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倾向。因此，全面辩证地看待历史，首先要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不但要看到历史事物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然而，只看到这两方面是不够的，因为在党和国家历史研究中，如果不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看问题，没有分析出主流和支流，总是让人感觉好坏各半，得不出对历史的确切看法，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准确的历史评判。

习近平依据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强调采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他说：“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人民日报》2015年 1月 25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6日。）。

第二，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只有准确把握历史的主流与本质，才能科学地正确地看待历史，真正做到用历史成就来激励后人，用历史的成功经验启迪后人，用历史的教训警示后人。2010年 7月，习近平就曾明确指出：“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人民日报》2010年 7月 22日。）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深刻阐述了 90多年来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他指出：“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多年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90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人民日报》2011年 9月 2日。）

一分为二、把握主流，这种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段历史是非常关键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30年间，党在领导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现除台湾以外的国家统一、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国防、外交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成就。与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主要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主流和本质。

这种方法对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与过也是十分重要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进行全面评价，就是一分为二把握主流认识方法的典型运用。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重申《决议》对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党的领袖人物的评价，不是仅仅着眼于评价领导人个人的功过，而是放在整个党的历史长河中去审视，理清主流主线，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因此，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应当既一分为二，又把握主流，继承和传播他们的功绩和精神，吸取和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使党今天的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把历史事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

人类历史是一个依据一定规律向前发展的过程，因此在研究历史现象时，不能将它作为静止的现象，而应当作一个历史地发展着的存在，从历史的发展中进行考察。这就要求考察、分析历史必须注意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与这种正确的方法相对的，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僵化的方法。这种错误方法在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割裂党和国家历史的连续性。例如，有人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承续关系，把改革开放前说成是搞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有人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割开来，或者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地位、作用与贡献，等等。这些观点和思想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采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历史发展碎片化，否定历史时期和事件之间的关联，缺乏发展的眼光。

习近平以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多次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并多次阐述中国历史、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2013年 6月 25日，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 6月 27日。）2014年4月1日，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又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 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 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人民日报》2014年 4月 2日。）

习近平还用发展的观点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他首先对两个时期本质相同但又有重大区别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指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6日。）历史发展过程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事物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因而互相区别；但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又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互相衔接，从而使事物的发展连续不断地进行。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认识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的差别和分歧，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区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同，等等。这种不同仅仅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差别，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二者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等本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而，习近平强调：“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6日。）

其次，他阐述了两个时期的连续性。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前 30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尽管步履蹒跚，发生了很多失误，但仍取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同时，改革开放也吸取了前 30年失误的教训，纠正了前 30年间的错误，才能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6日。）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和完善，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具体环节，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推翻重来。那些以两个历史时期互相否定的观点，实质上是没有搞清楚改革开放的本质，必然导致对整个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功绩的否定，危害十分严重。习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明确论断，对于批驳、澄清这种错误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6日。）

五、“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 以联系的观点评价历史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彼此联系、相互制约的。既然如此，那么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不能“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历史现象、历史事物产生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也就是从历史现象产生发展的种种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出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429页。）

在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历史的联系既表现在国内各种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上，也体现在国际因素对国内相关事件的影响和作用上。这就要求在认识党和国家历史时，全面把握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准确的观察和分析。早在 2008年，习近平在回顾改革开放 30年党的建设历程时，就运用联系的观点，从国内外多方面分析了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说：“我们党不仅科学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经验，而且科学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不仅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而且科学研究世界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正是通过这种多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使党的建设工作在历史的比较、国际的观察、现实的把握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识、提高了水平。”（《学习时报》2008年 9月 8日。)2013年，习近平在分析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再次强调用普遍联系而不是单一孤立的方法，既要分析毛泽东“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又要分析“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予以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分析。(《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27日。)

在强调评价毛泽东的指导原则时，习近平也不忽视其中包括考察国际因素的重要作用，这对研究党和国家历史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如，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否定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三线建设战略，认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战争威胁，三线建设决策是毫无必要的战备举动。这种观点就是没有看到当时严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产生的切切实实的威胁，犯了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实际上，20世纪 60年代初中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形势和国际局势：从 1962至1965年，台湾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向大陆派出几十股武装特务；1961年 9月、1962年 9月，美国制定并进行了两次以台湾为基地、以在中国大陆登陆为目标的大型核战争演习；1964年 4月，美国又制定了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并形成了具体实施方案；1962年 10月和 11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再加上美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不断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增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国家安全和战争可能性，不得不重新部署中国工业布局，“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威胁下掀起的。联系了这些国际因素，还能说三线建设是毫无必要的吗？同样的道理，对于抗美援朝决策的评价，如果联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设身处地地去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人的战略抉择，就不会得出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简单而草率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还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自觉地探讨历史现象与本质，考察各种社会运动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问题提供借鉴。2012年 12月 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人民日报》2013年 1月 2日。）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要求。为此，研究党和国家历史，要善于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历史中发掘出时代需要的经验与启示，为党和国家建设大局服务，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待党和国家历史，这几点不是孤立、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之中。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 1月 25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获得正确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