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前瞻：阔别37年城市工作到拐点

　　37年来，中国的城市发展犹如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现在到了向“更有质量”变轨时。

　　在高规格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即将召开之际，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未来中国城市工作定下基调：顺应城市发展规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增强城市宜居性、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纲举目张。一张未来城市发展的蓝图已摆在面前，城市工作会议如何施工引发社会的热议。

　　 阔别37年：城市工作到拐点

　　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还要追溯到37年前的1978年，这次会后，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基本厘定了此后约30年时间中城市建设和发展工作的基本思路，中国城市建设自此迎来了一轮大发展。

　　“中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密度特别低。30多年前是改革开放的开始，也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新的开端。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城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对上证报记者说，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在这个时点，召开中国城市工作会议，是中国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据统计，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5%，相比改革开放之初不足20%的城镇化率，有了巨大进步。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是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意味着更多农村人口会进入城市。未来的城市工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更加重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势必带来城市管理模式、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形态的根本变化，城市发展理念、规划和管理体制亟须改革完善。

　　“当前，各方的诉求越来越多，城市间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复杂交织。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是各种问题和矛盾交汇的中心，此时召开中国城市工作会议，厘清工作思路，恰逢其时。”

　　牛凤瑞说，“以稳增长为例，当前稳增长的主体是城市，同样，城市亦是当前转方式和惠民生的主体。以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问题为例，就集中于城市之中。”

　　对此，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珏林也向记者表示，现阶段有必要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行梳理，以求为城市新的发展阶段明确方向。

　　 城市发展：差别化施政

　　据了解，包括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在内的若干重大问题，都有可能在这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确定基本的政策取向。

　　“差别化将是未来的城市施政的主题词之一。”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众口一词。

　　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完善设市标准，实行特大镇扩权增能试点，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地级市、县城和中心镇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方便农民就近城镇化。

　　11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

　　14日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城市工作。

　　“这些是城市工作的大政方针，接下来要有一系列实际操作问题进行讨论。”牛凤瑞对记者说，由于目前中国各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所以城市工作也会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提出各自更为具体的有差别性的操作方案。

　　牛凤瑞说，中国的大城市也各有不同，为此对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运行成本的平衡，需要仔细地研究讨论。一方面要解决已经有的“大城市病”，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另一方面，我们更要以史为鉴，权衡利弊，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尽量避免大城市病的重演。

　　事实上，这一理念在去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就已明确。

　　该规划提出要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规划要求，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而在今年9月份，国家发改委还专门在“全国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上，探讨如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要求“把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等问题。

　　 房地产：政策围绕新市民

　　“城镇化的短板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日前说，全国城镇现有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

　　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未来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这给各方把握房地产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王珏林说，房地产问题固然重要，但并非城市工作的全部。而当前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一两项政策就可以化解的，而需要统筹安排，差别化施政。

　　中房数据研究院院长陈晟也向上证报记者表示，房地产要成为稳定中国经济的主角之一，既要有去库存的一系列政策储备，包括保障房货币化占有率、非限购城市政策自调整、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等，但又不能把房地产当做托底中国经济的唯一“稻草”，给予过度的政策预期。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要在增加农民进城落户就业渠道，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公共资源向中小城市聚集，完善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合村并城等方面加快探索，做好四个方面创新，即创新吸引农民进城的鼓励性政策；创新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机制；创新土地管理体制；创新适合中小城市发展的信用体制等。

　　城市管理：呼唤“质量时代”

　　目前从各方透露出的信息显示，通过供给侧改革，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打造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增加城市居民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减少城市居民的各种成本支出，也摆在面前各个城市管理者前的一道新的考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发展的源动力，新时期的城市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利用科技的力量推动中国城市发展‘质量’提升。”牛凤瑞说。

　　对此，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院长助理王琛甚至于提出了自己对于“健康城市”的期待。显然，对于城市工作来说，这是一个较新的话题。

　　“如果反向思维，为什么会出现‘大城市病’，我们就会发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有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包括就业机会多、管理水平和效率高，公共服务水平质量也高等原因综合作用导致人流聚集。”王琛说。

　　牛凤瑞向记者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农民进城，提高城镇化率，其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这恰恰是城市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各个城市共同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政府转变观念，还涉及财力、区域协调等等问题。但其中有一条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打造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增加城市居民的便利性和幸福感，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减少城市居民的各种成本支出。

　　面对时代的呼唤，一些部委已经有所行动；一些嗅觉敏锐、先知先觉的企业也在早早布局。

　　今年6月份，交通运输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大力推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管理方面的深度应用，努力打造综合、高效、准确、可靠的城市公共交通信息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水平。

　　“智慧城市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面对记者，易华录副总裁、董秘闫肃首先抛出一个问题。

　　答案则并不复杂：智慧城市是信息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他认为，

　　建立在政府信息化平台与大数据支撑系统等基础设施之上的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信息化应用，可以称之为智慧城市。

　　“一个城市应该是一个宜居之城。”不久将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或在规模、布局、基础设施上合理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