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震:历史与价值的追问 在历史性与理想性之间保持张力
韩震：历史与价值的追问
专家名片
韩震，1958年生，山东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新世纪首批百千万国家级人才。哲学著述甚丰，尤其在历史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多次获北京市、教育部和国家教学科研成果奖。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席。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副校长。
2008年端午节，时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韩震来到北京门头沟野外实践教学基地看望实习师生。 资料照片
对于真正的哲学家而言，哲学不仅是一门“很智慧”的学问，更是一种“爱智慧”的生活方式；“爱哲学”不是一句空泛随兴的抒怀，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诠释。这一点，在与哲学倾心交谈大半生的韩震身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者，生命中处处是“沉思与追问”的烙印。历史与现实、实践与理性、人与社会、认同与价值……在西方哲学的视域里，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一次次用锐利的探问逼近真理，以他山之石垒砌着助力中国腾飞的“精神跑道”。在他看来，哲学家不能只醉心于概念游戏，在解构与怀疑之后，亦该用积极的建构与信念服务现实。
一边治学，一边教学。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副校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作为师者的韩震身份屡屡改变，不变的，是对教育真谛与价值的不懈求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教师高宁对这位师长做如是评价：“由西方哲学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哲对西学的批判更加真实；从历史哲学到价值哲学，使价值观研究更为深刻；兼师者与学者，使理论阐述更接地气。”
为人、为师、为学，三种人生角色，在哲学铺设的底色中贯通为一。
哲学家的冷与热：在历史性与理想性之间保持张力
1999年末的某个夜晚，迎着新千年即将到来的微光，韩震提笔写下心声：“也许在新千年开始之际，中国哲学家们将不再满足于译国外哲人的理念，也不再满足于注释孔孟老庄……要记住：甚至连孔孟老庄的神韵，柏拉图与康德的魅力，也只有借助当代中国哲学2000新版本的太阳，才能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他是如此热切地呼唤着“当代中国哲学2000”，期待着与同道们一起“奋起创造无愧于新千年而又具备世界影响力的当代中国哲学”。
只有在哲学面前，他才毫不掩饰炽烈的情感。
这种在少年时期便因“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而起源的感情，使他甘愿成为这门爱智之学的追随者、布道者。
“韩老师为人沉静，但只要谈起哲学问题，便滔滔不绝，神采尽显。”不止一位学生有此感觉：他对哲学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令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有理论深度，更有现实关怀。
哲学家固然要仰望星空，但，韩震并不以“专心观察天象，却掉进现实之井”的泰勒斯自居。在他看来，哲学既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就必然无法脱离这个时代与民族的具体实践；哲学工作者所肩负的，便也不只是探问自己内心世界的使命，更有“创造新社会的理性责任”。
在这种责任的牵引下，韩震的学术研究从18世纪法国哲学起步，逐渐向着西方历史哲学聚焦——他渴望从对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哲学思考中，探寻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武器。
1991年，33岁，韩震捧出了40余万字的著作《西方历史哲学导论》。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著作，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此后，《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等专著接连问世,上百篇论文索隐探微，同行们评价：“清晰勾勒出西方历史哲学的逻辑发展线索”“提出了诸多有启发性的创新观点”“拓展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领域”。
所获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考察，使韩老师形成了一种历史性思想。在他看来，人和社会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如果不用理性引导历史发展，就无法超越历史和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吴玉军曾是韩震的博士生，他对老师的研究理路十分推崇：“他秉持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历史性和理想性之间保持张力、达成平衡，从而达到一种‘实践的理性主义’，引导人类走向光明。”
“历史性思想”贯穿至今。数十年来，韩震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几乎每项研究，都最终指向他身处心向的中国——
他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对其人权、正义、公平等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今天，“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加强对世界政治及其理论意识形态的研究”。
他关注历史传统与文明演进，主张对传统既不故步自封，亦不陷入虚无主义。“我们的传统应该是开放和不断创新的；我们的历史应该是面向理想而不断进取的。”只有这样，人才成其为人，社会才能体现文明的创造力。
他深思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寻求中华文明的归属感与向心力。近年来，考察古今中外价值理念与价值实践、倡言今日中国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信、探寻高扬价值观旗帜的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成为他心之所系。
用冷静的哲理之思，圆热切的家国之梦，他将学术旨趣与学者职责统合为一。
教育家的厉与温：用深沉之爱培育有价值的人生
韩震培养的每位研究生，都对导师的“读书会”记忆犹新。
频率一周一次，固定在周六或周日；议程有二：一是询问每个学生的学术进展，二是师生围坐，一字一句地读书。黑格尔的逻辑学、康德的三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一位位哲人艰深而精妙的思想，点滴充实着学生们的知识谱系。
不但读书，更要“批判”。
“韩老师提倡学术批评，几乎所有同学都在某个学术问题上‘批判’过他。有一次，我认为他对康德某思想的解释不具完整性，和他争得很激烈。但老师自始至终兴致很高，没有一点儿被冒犯的不悦。”2005级博士生、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吴晓云回忆。
一句“提倡”，难以形容韩震对“批判性对话”的执着。在他眼中，这非一般教学方法，而是回归哲学本质的必需手段。
哲学从来不是功利世界的宠儿，研习哲学也没有捷径可走。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很长一段时间，追求金钱的声音压倒了哲学家的独白，这个清冷的学科似乎更加冷门。哲学何为？哲学教育何为？韩震有自己的判断与坚持。
“哲学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教育方式的落伍。只有把转述教条的哲学变成不断自我扬弃的哲学，把死记硬背的哲学变成引导自由思考的哲学，才能让哲学回归哲学，使思想彰显魅力。因此，真正的哲学教师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者，用智慧的乳汁哺育自己思想的掘墓人。”他反思，自省，深挖“病灶”。
于是，在他的课堂上，“挑衅性阅读”“诘问式争论”深受鼓励，“不带头脑”而来的学生，则可能受到严厉批评。
“不少学生在他面前哭过鼻子，但多是自责与羞愧，而非不满，”吴玉军感慨：“因为我们知道，严格背后，是爱和期望。”
爱越深沉，越难言表。吴晓云心里珍藏着一件小事：一次读书会上，韩老师发现她情绪低落，询问之下，得知她一位亲人刚刚去世。几天后，她接到了韩老师电话：“晓云，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你拿去看吧。”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却令她看到了老师很少表露的细致与慈爱。
从不轻易表扬学生，却把他们的毕业去向一一记录在博客中，为其加油打气；从不利用职权为学生“开绿灯”，却在最忙碌的时刻为他们精心修改论文，为其学术之路默默护航；很少“麻烦”学生，却在每个新年或毕业季把学生们邀集起来吃顿便饭，听着大家的成长与收获，笑得无比舒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是师者最宝贵的付出和最丰厚的收获。韩震享受着这种幸福。
2012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工作了30多年的韩震被赋予新的使命——出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他开始审思自己新的阶段性定位。
一个令许多人惊讶的决定由此形成——就职演说中，他郑重做出了“三不”承诺：任职期间，不再做外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相关的个人荣誉。与之相应，所有的精力与心血，都将倾注到北外的整体发展与人才培养之中。
很少有学者安于这样的牺牲，他却认为值得：“个人的学术总有机会拾起，那么多学生的成长耽误不得。这几年，我可以用更多时间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做些实事。”
的确有大大小小的“实事”等着他。大到制定全校发展战略，小到邀请学生代表共饮下午茶，听大家倾诉学习生活的苦恼。食堂菜价、自习室座位、澡堂开放时间……往昔盈满于心的精神追问、哲学之思中，多了这些满是烟火气息的事务，他对教育事业的爱与悟也逐日加深。“什么是好大学？无疑要有大视野、大胸襟、大格局、大平台，但学生的成长永远是最切近的目标。”在他看来，再细琐的事，只要关系学生利益，都不再是小事。一贯的严厉与宽爱，在这里延续——严，要求自己；爱，洒向学生。
跋涉者的苦与乐：艰难岁月里，窥见智的光
按照历史哲学的观点，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只有反观历史，才能认识自己；只有借助历史，才能走向未来。
40年前，当高中毕业生韩震带着单薄的行李，以一名知青的身份“上山下乡”时，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着一段通向未来的“个人史”。
行李中精心包裹着几本书——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精神食粮。
此时的韩震，正处在求知欲旺盛的精神成长期。然而，那场砸碎一切的浩劫仍笼罩着中国，他只好求助于历史，翻阅能找到的历史读本，从中寻找人类演进的大轨迹，尝试着解开心中谜题。
这种迷茫与渴望，和他的成长直接相关。
1958年出生的他，未满周岁便与三年自然灾害迎面相遇。父母忙于工作，他被送回山东阳谷县韩洼村老家，在一日三餐咸菜下饭的清苦中度过童年。6岁入学堂，在三个年级组成的复式班里崭露头角；二年级时“文革”风起，读书让位于“运动”，几经辗转，他才得以读完初中、高中。
两年艰难劳顿的知青生活后，又是工厂做工的历练。1977年，他终于迎来恢复高考的喜讯，并如愿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现聊城大学）政治系。
生活的河流拐了道弯，原本涓细的水流变得丰沛，直至波澜壮阔——爱书人游进了书的海洋，韩震尽情吸收养分，对心仪已久的历史学了解日深，并开始由此走向哲学。
“大量阅读历史后，自然会产生对历史本身的追问。历史是什么？人能否认识历史？这些思辨已超出了史学界限。我渐渐感到，只有哲学才能从根源上满足我的内心。”韩震说。
大学毕业，决意深造的他把视线投向西方哲学。又是一个“历史性存在”的明证——和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青年一样，他对欧美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立志“发现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突飞猛进的文化基因，找到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文化改造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圆梦之地。1982年，他在此攻读哲学硕士，从此一待就是30年，完成了博士、教师、教授的步步攀登。
有了兴趣、动力和艰难岁月中磨砺出的坚韧，韩震很快步入了学术研究的自觉自如之境。
还在本科阶段，他便在《江海学刊》发表了论文处女作。硕士毕业论文《法国唯物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起点》，大胆提出与当时学界主流说法不同的观点，不但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还连续两年被《中国哲学年鉴》收录介绍。
随着对西方哲学探究日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也逐渐深透。在研究黑格尔、法国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他深入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学理基础，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追溯到近代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那里。在这种贯通的视域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愈发鲜明，也成为他心中不移的磐石。
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他多次去海外访学、考察、合作研究。和最初选择西方哲学时的“师夷长技”心态不同，他用全球视野更加平等、更为广阔地考察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并得出结论：“唯洋是举”和“故步自封”统统要不得。因为，民族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健康的社会应有文化自信，敢于包容、吸收外来文化，在保持特性的基础上壮大自身。
“书呆子”的俭与丰：唯一方书斋，却心有天下
韩震善于自嘲。关于自己过去“不修边幅、不会生活”的真实故事，他信手拈来，从不讳言。
曾经有同系教授半开玩笑地告诉学生：“想一眼认出韩震老师？咱系里穿着最不讲究的那位便是。”
的确不甚讲究。年轻时，韩震一头扎在教研当中，忙起来常常一学期不出校门，更谈不上花心思打理自己。夫人梁侠包揽了家务，以至于儿子“一口咬定”：“我们家的钱都被妈妈花了，爸爸从来不买东西。”
何止不买东西，甚至常身无分文。直到有次外出，自行车骑至半路车胎瘪了，他在修车摊打气后一摸口袋——空空如也，顿时又惊又窘，这才养成了出门带钱的习惯。
工作之外的生活，被他过成了“极简主义”。只要没有公务或活动，他每天晚上必定雷打不动地在办公室读书、写作。他在北师大的办公室位于主楼八层近拐角处，学生们每次夜晚路过，几乎都能望见那团温暖的灯光。
即便今天，韩震还是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没什么可动摇的，我觉得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书呆子’。”
安于清简，不役于物，这是古今中外哲人共有的境界。正如柏拉图所言，“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黄金屋顶底下的。”那么，什么是韩震的“胸中黄金”？
“是正直的操守，光明磊落，严格自律。”在致公党中央工作的韩震弟子孙宇鹏深有感触。“韩老师常对我们说，学术要严谨，思想要正派，他自己从不争名逐利，荣誉来了总是推给一线老师，这对我教育很大。”吴晓云亦有同感。
“有担当，讲奉献，这是韩老师特别强调的一点。”吴玉军回忆，“他常说，学者要有公众关怀，做事情不要总想着自己，遇事也不要推脱责任，要为社会、国家服务。”
“他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也许从不挂在嘴上，但都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中。每当社会上出现大是大非的讨论，韩老师都会主动、及时地发声。他的文章学术与时政相结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孙宇鹏说。
而韩震最看重的，是帮助广大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养成堪比黄金的可贵品性。为此，他积极承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任，十年辛劳，先后主持、参与了三本教材编写，并作为咨询委员会中的“年轻力量”，为几乎每本教材的编写献策把关；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不遗余力，既撰写理论文章，又编写大众读本，还亲自给学生开思想政治理论讲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像盐一样，调在各种佳肴里让大家吃下去。如果直接吃盐，效果一定不好。”他提出的价值观教育“盐论”，在教育界不胫而走；他还把关切的视线投射到基础教育领域，作为组长带队研制了“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两个国家级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主持开发了《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实验教科书，让科学的认知与美德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
更多的行动，还在路上。“我曾经把西汉贾谊的话送给学生——‘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这何尝不是对自己的鞭策与提醒？”韩震说。
作为思想者，他对价值的追问不会停息；作为实干家，他对真理的探索亦无止境！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