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弊难题如何解
新华社发
年复一年的全国高考,被称为“高压线”“碰不得”,但事实却是,总有人试图触碰,总有人跃跃欲试。不久前结束的高考再曝舞弊案,江西警方根据记者举报,把雇人替考的学生李士雨从校园带走。当事人回忆,当时的李士雨“非常愕然”,因为从老师到考场,“之前明明都打点好了”。
而作弊行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的高考中,自去年10月起,东亚地区美国高考(SAT)考试因为中国考生的大面积舞弊,已经连续数次被延迟。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还因为替考案公开起诉了15名中国考生。
无论在什么考试制度下,无论处罚多么严苛,总有个别学生、家长心存侥幸,试图挑战底线。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替考、舞弊接连不断,谁该为此负责?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
“实际上是家长舞弊,家长替考”
记者:高考是最严格的考试,考生作弊行为却屡屡发生。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志文:学生舞弊,出资者是家长,操作者是家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家长舞弊,家长替考。而缺乏底线,是根本的社会原因。当孩子上学成为头等大事时,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就变得多起来了。当下最亟待解决的,首先是加重惩罚。比如一次作弊,就剥夺其受教育权,还会有多少人铤而走险?
程方平:从近些年高考作弊屡禁不止的情况看,首先是社会上还一直存在对作弊的畸形需求。其原因一是“服务”提供者利用了考生及家长对高考作用的迷信;二是行政、法律的制裁力度有限,犯规成本远小于双方作弊的获利;三是除少数现代化大城市外,在一些市县对作弊的监控仍比较薄弱,缺少多部门协同、有力的配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高考作弊还属于“违规”,而非“犯法”,惩治的力度不足以产生有效的震慑,其巨大的社会危害也未能被广泛认识,以致参与作弊各方都抱着侥幸心理,认为即便被抓,也无碍根本利益。所以,最亟待解决的是马上立法,要拿出对待“酒驾”“吸烟”的立法态度对待这一关乎中国教育、中国社会公平、中国诚信体系的大问题。
“需要明确有力的惩处和诚信记录的约束”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弊是由于我国诚信体系的建立尚不完善,导致不少人有侥幸心理。杜绝作弊这道题有解吗?
程方平:有。一个国家诚信体系的建立,不能仅靠道德约束和个人觉悟,也必须有严肃的法律与之相辅相成。只要有法可依、认真执法,违法的非正义就首先得不到支持;其次,有明确有力的惩处和诚信记录的约束,作弊者自然会“算账”,并退避三舍。很明显,在建设诚信体系等方面,我们还有亟待加强的地方,但并非不能迎头赶上,关键是愿不愿意尝试和作为。
陈志文:无论在哪里,舞弊都是违法甚至犯罪,并不是诚信调整的主要范围。当人缺少底线的时候,就无所谓什么考试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孩子参加美国高考,不少家长于是盯上了美国高考。但是美国没有中国高考监考严格,造成了一些可乘之机。几乎每逢SAT考试,必发生大面积舞弊,据报道,去年有5000多人因舞弊被取消成绩,其中多数是中国学生。托福考试,一些考生因为国内监考严格竟然不远万里跑到美国去考,目的就是舞弊。这次美国马萨诸塞州起诉舞弊学生,我认为是一件好事,起码可以警示很多人。当然,除了严惩外,最核心的是解决人的底线问题。在香港SAT考场,培训机构公然拿着即将开考的题到处散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好的广告。
舞弊与考试本身无关,要构筑的是信用
记者:杜绝舞弊,还需要跨越哪些障碍?
陈志文:如果不严惩,不解决社会底线问题,再理想的高考状态也不能杜绝舞弊行为本身。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仍然会有舞弊现象?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导致舞弊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舞弊和考试本身无关,无论是中国高考,还是美国高考。
学生们并不是因为考不上才舞弊,现在全国高考计划录取比例已经超过75%,但是人人都想上北大,现实吗?违规就要重罚,当然,更重要的是从道德、传统文化等底层重新构筑大家的底线与信用。
程方平:最理想的高考状态,就是公平公正、有法可依。在这方面,中国的教育界、考试界已经有了许多积极的尝试。目前,必须跨越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包括:
首先,突破对立法的错误理解,可根据已有的共识和原则,尽快出台《考试法》。如果有了这样的法律,不仅有利于高考,也有利于公务员考试、专业证书考试等,更有助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其次,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已多年,但机会与资源多偏向正规化、公立与所谓的名牌大学,这是很不理智的。因为,多元化、容量大、成本低的地方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民办大学、网络大学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有益的经验,关键是加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学历互认,就可以激活与融通很多高效、低价的教育资源,解决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