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昭同志诞辰100周年︱您永远活在青海人民心中
我认识的许多老同志从青海归来，谈起他们在青海接触到的干部和群众，至今仍然十分怀念老省长王昭同志。王昭同志去世已经四十四年了，为什么青海人民还如此怀念他呢？许多同志知道我同王昭同志共同在青海工作过，希望我能写篇文章，怀念王昭同志。
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 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含冤死于“文革”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文革”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 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 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 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 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作者为原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王仲方）
公安政治工作开创者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务院各部也相继成立，各部机构不同，但是都没有设立政治部。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深感公安机关任务重，队伍新，实际上是半军事性，不同于其他部。根据长期领导军队的经验，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公安部设立政治部，全国公安机关建立系统的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正确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谁最适合担任新成立的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呢？罗瑞卿想到了王昭。
王昭同志年轻有为，15岁入党，19岁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抗美援朝，历任纵队政委、军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出席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文武兼备，经验丰富，是我党我军一位极为优秀的政治工作人才，到公安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是非常适合的。但是当时王昭正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要调回国内工作是很难很难的。罗瑞卿写好报告，亲自向毛主席申请，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于1953年从战场前线奉调回国。征衣未脱，穿着一身还带着硝烟的旧军装，到中央公安部报到。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年方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以后又兼任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
我说王昭是公安政治工作的开创人，确实如此。
首先，王昭在公安部党组和部长领导下，从无到有，从上到下，从点到面，从建立到健全，完成了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体制，把政治工作做到基层每个单位，做到每个干警的身上。把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的政策和重要指示，及时传达到基层。我近年有时到外地接触公安厅局以至派出所，听到关于干警政治工作的汇报，就往往联想到王昭同志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有新的发展。罗瑞卿部长倡议，公安机关应当学习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合人民公安队伍的“纪律和注意”。王昭同志组织专人，多次调查多次研究，起草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初步方案，又发送各地公安机关征集意见，直到定稿，公安部党组讨论通过。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正式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王昭同志又请专家谱成歌曲，从此唱遍全国。
八大纪律
一、服从领导服从指挥
二、遵守政策遵守法律
三、不准泄露国家机密
四、不准侵犯群众利益
五、不准贪污受贿
六、不准刑讯逼供
七、不准包庇坏人
八、不准陷害好人
十项注意
一、立场坚定敌我分明
二、坚决勇敢沉着机警
三、多办好事服务人民
四、说话和气办事公平
五、敬老爱幼尊重妇女
六、注意礼貌讲究风纪
七、尊重群众风俗习惯
八、纠正违章不准刁难
九、执行政策做好宣传
十、劳动学习全面锻炼
王昭同志根据形势和公安人员思想问题，经常向干部做报告。他的报告不讲套话空话，单刀直入，震动心灵。有一次，碰上工资改革，实行等级薪水制，大家议论纷纷，少数人不满意发牢骚。王昭同志讲话，说我们参加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讲得很尖锐，一些人接受不了，反映给罗部长。罗部长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涉及人生观的大问题，他亲自向大家讲话，支持王昭同志的说法。
罗瑞卿爱好体育运动，他倡议公安部成立公安体育协会，由王昭同志领导。正好王昭也喜欢运动，立即着手，挑选人才，组织前卫篮球队，亲自抓训练、抓比赛，每逢重要比赛，罗瑞卿也亲临球场为球队加油。不过两年，前卫球队经过一场又一场胜利，成为全国一流，还多次出国比赛。这是王昭同志一大贡献。他还兼任过中央人民公安学院院长，在政治部设立干部教育部，关心全国公安干警的教育工作。
王昭同志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对公安事业呕心沥血。他于1961年被中央调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仍然关心公安工作，公安部重要会议也请他列席。他在公安部深受爱戴，在“文革”被迫害致死，公安部同志们深为怀念。他永远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公安老领导。（作者为原青海省委常委、秘书长王仲方）
高风映三江 英名传千秋
纪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昭同志
王昭同志，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辖区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64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等职。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
王昭同志的一生，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心系百姓，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生。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但他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连同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人民的心里，成为党员干部永远的楷模。
一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配给王昭一匹马。这匹马，王昭平日让给老乡使用，战时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常常坚持步行；抗日战争初期添置的一床旧棉被补了又补，伴随了他一生，成为“传家宝”。
全国解放后，部队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有的同志羡慕起了安逸的生活，王昭及时引导大家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经常在军委会上讲话：“艰苦奋斗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不贪图享乐是革命的本色，不要乱花钱，不要搞花钱比赛。”他带头在第64军顶住花钱风；经他提议，军里研究决定把在战争年代积蓄的四百余两黄金全部交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抗美援朝期间，他收到弟弟来信，说母亲从老家到了石家庄。他立即给弟弟回信，要弟弟劝说母亲，在石家庄住几天就回老家，不要在城里吃闲饭，不要离开劳动。要弟弟转告母亲，她的儿子不是“做官”，不是“新贵”，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母亲盛赞儿子的想法，高高兴兴回到农村，勤俭持家，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母亲也含恨告别人间。
1953 年，他奉命从朝鲜回国，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里为照顾他的生活，让他住在一所楼房里。不久，部里调来了一位较他年长的副部长，他主动搬出楼房，把房子让给这位老同志住，并主动要求住在公安部机关的一所普通平房里，一住就是八年。他调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就让家属搬出了公安部。
在公安部任职期间，得知父亲病重，他经石家庄探望父亲。石家庄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他婉言谢绝，还亲自到汽车站买了车票，乘公共汽车回家。在青杨树车站下车后，碰到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阎九林一见他依然朴素的穿戴，依然坚持步行回家，情不自禁上前紧握着他的双手说：“哎呀呀，小王，你当了副部长，成了高干，还是一个小王啊！”他风趣地回答说：“我要不是‘小王’了，你不就得撇起嘴来，不叫我小王了！”阎九林直到临终前还念叨这件事，常跟人说：“王昭，高干不‘高’！国家干部要都这样，就好了！”
他来青海后，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他问司机，红旗车比其它车省油还是费油？当他听说费油时，就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汽油这么紧张，费油的汽车我不坐。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把红旗车换掉了；按照规定，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名厨师，他却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不能为了个人方便和享受，给国家增加负担。问他没有厨师怎么吃饭，他高兴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饭盒说，让公务员每天到食堂给他打饭吃；在青海任职期间，他一直住在机关一所简陋的小平房里，并在那里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干部群众。
二
1961 年3月，青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年轻有为的王昭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出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王昭初到青海时，我正在省畜牧厅担负领导工作。当时青海的畜牧业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有的决策者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观地提出“把牧业区早日建成全省主要农业基地”的错误口号，强令各地“以开荒为纲”，弃牧从农；在没有充分基础的情况下大办、强办人民公社；接着又让牧民去开荒。队队开、社社开，有的地方无地可开，竟组织远征队，跨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外县去开荒。大规模的开荒，不仅破坏了大片草原，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畜牧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
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王昭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错误倾向。在一次各厅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他根据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严肃指出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把帽子扔在桌子上，坚决地说：“为了刹住这种‘左倾’蛮干、玩忽党的政策之风，纠正违背客观规律、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我也心甘情愿！”
接下来，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批判浮夸风、“共产风”和不从青海实际出发，搞以粮为纲，破坏草滩建设等“左”的错误，在党内党外逐渐统一了思想，分清了是非，使绝大多数干部认识到“左”倾蛮干，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违背经济规律，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王昭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气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指导工作，明确提出“正确认识青海，积极改造青海”、“把架子放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等口号。
1961 年5月下旬，他到州县进行二十天的调查后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要改变公社体制，划小生产队，把公社、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实行生产队所有制，明确宣布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和经营，发展小集体经济，十分必要。”把公社、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把公社作为原来的乡，大队作为行政村。
他根据当时党中央和西部局在牧业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针对青海实际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关于牧业开荒问题，他主张因地制宜，不再搞“以开荒为纲”，从而保住了大片草原，使许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关于民族统战问题，他主张要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迅速把优秀民族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在民族宗教方面，他坚持要根据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需要，每个县开放一座或几座寺院，照顾各种教派，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几派；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方面，他明确提出：社队规模宜小不宜大，太大的要尽量划小，政策要放宽，管理方法要多样，要着重发展小集体经济。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人。国营农牧场，凡是妨碍生产的，一律停办。在平叛中没收的牧民牲畜，要如数退赔。畜牧业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还可以允许组织互助组，或者单干；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他明确提出：自治地方的党委和同级自治政府，党政工作必须分开，党委决定的问题，应通过自治政府办理，党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应有的职权。
1961 年和1962年，为了解决好青海人民吃饭问题，由他提议并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后，在农业区实行“轻税政策”，鼓励农民垦种荒地，多种多收；在牧业区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政策，纠正了大量开荒、破坏草原等极“左”错误。
这些措施，使全省农牧业很快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1962年，青海省农牧民基本有了口粮，到1965年，青海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同年，全省畜牧业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
1963 年，在农牧业基本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后，王昭开始进一步规划青海的发展远景：将青海建成祖国的粮仓，提高畜牧业生产，开发利用祁连山、昆仑山、柴达木的矿藏资源，尽快修筑青藏铁路……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不变青海誓不休！”
建设青海，首先要正确认识青海。为此，他越荒原、走戈壁、攀雪山，足迹踏遍省内牧业区6大州和农业区11个县、市，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65 年夏天，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查工作组，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去柴达木勘探。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路坎坷难行，汽车常常陷进泥沙里，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他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他还带头喊着号子在前边拉车，不时鼓励大家：“看，我们又攻克一个碉堡。”宿营时，他和大家一起拾柴、做饭，夜晚或住帐篷或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这一带牛虻、蚊子多，叮得他满脸疙瘩，但他苦中作乐，毫不退缩。
一路上，王昭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交谈，访问水文、气象、地质人员，勘查从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研究各个地段的地貌、土壤。和同志们边走、边看、边商量，他说：“这里可以修渠、打坝”，“那儿可以开路、打井”，“你们看，这里建设一个几万人的农场没问题！”看到一片怪柳，他说：“谁说柴达木是不毛之地？这里就可以培育森林！”看到一片芦苇，他说：“这些财富要很好地利用起来，可以开辟牧场，建立造纸厂。”
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中心定居点和草原，视察了石油局、铅锌矿和石棉矿。每到一处，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布置任务，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他说：“下来就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
1965 年《人民日报》报道了王昭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并号召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王昭，称王昭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模范，号召大家向他学习。青海省委对王昭的调查报告非常满意，根据调查研究情况，初步制定了建设新青海的蓝图。
四
湟中县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个贫苦社员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不用说上边来的干部从未沾过他的炕沿，就连村里的干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但是，1964年秋天，王昭走进了刘维金家那又黑、又潮的土屋，住在那伸不开腿的小土炕上，和刘维金一起吃那发酸的青稞馍，喝那能够照出人影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眶里打转，贫下中农的辛酸深深地扣动着他的心。
在总寨公社，王昭住进了贫农唐永顺家的牲口棚里。唐家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他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他回来后，感到很不安，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的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那一夜，王昭的被头上结了一层冰，两只脚到天明还是凉的。后来有人告诉唐家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不相信，继而感到惊奇，这个衣服打着补丁，搬石头拣最大个的、推车赛过小伙子的“干部老汉”怎么会是省长？
王昭经常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他就到哪里去体察民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农牧民说：“王省长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千年不遇的王青天！”
王昭用自己的行动，与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恋恋不舍。一位村长含着眼泪说：“你住在我们这里，没吃一碗白面面片，真过意不去啊！”王昭回答道：“我们下来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五
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能使人的品格高尚、伟大。而高尚伟大的品格，往往在危难之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初期，林彪一伙就蓄意要搞掉王昭，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别召开的西北局扩大会议和青海省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就恶毒地散布说：王昭是彭(彭真)、罗(罗瑞卿)的死党，是彭、罗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钉子，声言要把王昭打成“黑帮”。接着，有人在西宁街头贴出了“打倒王昭”的大字报。
1966 年初，我从省畜牧厅调到省人委担任秘书长。九月间，大批外地“红卫兵”串联到西宁。他们“打炮”、“火烧”，揪斗王昭，说他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还伙同西宁地区的一些人，冲击省委、省人委、省政府。机关已无法办公，许多领导难以正常工作，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无所畏惧，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及时召开紧急会议，采取各种形式，抵制冲击机关、冲击领导的行为。
针对这些情况，王昭明确指出，对“红卫兵”运动，一要冷静，坚持原则，决不能扩大武斗事态；二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混迹于群众和“红卫兵”中的坏人；三要做好机关干部工作，搞好本职工作；四要敢于抵制错误行为，坚决制止武斗。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工作需要，我和王昭接触比较多，很多事情都是由他直接给我布置，他让我积极工作，大胆负责，并且说，工作你来做，出了问题我担着。为使省人委领导和整个机关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环境，我除了在西宁宾馆接待室向干部、群众传达了王昭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还组织有关同志撰写了一些宣传青海工作成就的文章，安排专人加强省人委的电话总机室和省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伙人，高喊口号，要强行闯入马辅臣副省长的家。我闻讯后，立即带领省人委办公厅的部分干部，赶到现场，宣传政策，阻止这一非法行动。
在当时，为了保全自己，牺牲他人，出卖他人，甚至诬陷他人的人和事已屡见不鲜，而王昭却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下级承担责任。他的这种高尚品格，这种博大胸怀，这种英雄气概，使在场的许多干部为之动容，也给大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在王昭同志的感召下，许多领导同志敢于讲真心话，敢于抵制错误行为。即便在“四人帮”最为猖狂的时候，也没有向错误行为低过头。
王昭同志，青海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您。(作者为原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顾问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