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形势看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改革，要求“公正和可持续”。“单独两孩”政策顺应形势，符合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符合国家改革和发展总体部署。

      计划生育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政策是调节人口发展方式和趋势的社会公共政策安排。宏观上，调节人口发展的速度、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迁移等，以便于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相互适应。微观上，调节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实现宏观的人口发展目标。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生育政策表现为对家庭生育数量的限制和约束。

      计划生育是宪法对每个公民应尽义务的要求。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计划生育政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于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最尖锐的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人口形势和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先后经历了多次变动，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实行农村“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为男孩不能再生，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1988年实行“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女，要求生二胎，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各自的生育政策，走入了依法行政、依法生育的时代。

      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人口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攸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我国人口发展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形势和人口形势对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谓承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主动调控人口发展，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步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明显改善，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基础，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人口的发展轨迹，堪称世界人口史上的一个奇迹。

      所谓启下，进人21世纪以来，在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的同时，按照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诸如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资源缩减、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人口城镇化加速、人口素质亟待提升、人口发展地区差异性大、家庭简约化到了极致等各类人口问题将集中爆发，人口发展即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深度、广度上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人口问题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聚集叠加，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是急速的，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仅用了约40 年时间就实现了发达国家普遍需要百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我国只用了短短20 年时间使生育率从6降至2，而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生育率从5降到2的时间平均约75 年，所以，中国的各类人口问题也将在本世纪中叶以前集中爆发，预留给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间非常有限。

    “单独两孩”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任何一项社会公共政策都是利弊兼具的，调整生育政策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均存在利弊，决策的原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单独两孩”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

      (1）增加总人口，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性。“单独两孩”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峰值时间比维持现有生育水平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多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比保持现有生育水平至少增加5000万人。调整生育政策对增加人口数量是即时的，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例如，中国耕地资源占世界7%、淡水资源总量占世界6%，但是中国的总人口占世界19%。从人口总量的增加上看，调整生育政策的影响是不利的，但是，净增加的人口规模有限，并不会造成大的冲击。

      (2）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第一，目前调整生育政策，只会影响2074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是会影响到人口老龄化水平，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2100年从39.6％降到34.3％。显然，“单独两孩”政策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缓解作用，但是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缓解作用。第二，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调整生育政策后的1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增加，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从8.75亿增加到8.77亿，2050年从7.00 亿增加到7.26亿。第三，既然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就必然扩大了老年人口赡养者的规模，有利于减轻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使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从64.8降至62.5。

      (3）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持续升高已经持续30年，近4年出现连续性下降，但是依然在高位震荡，2012年为117.7,仍属世界之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两孩”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

      (4）有利于消除人口素质的城乡差异。城乡出生人口的素质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城乡受教育条件和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受教育条件相对差的农村可以多生，受教育条件相对好的城市必须少生，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总体提升。“单独两孩”政策有助于消除这一现象。

      (5）有利于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低生育率使得家庭被简约化到了极致，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关系简单化、成员流动化已经成为家庭的普遍特征。“单独两孩”政策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一2一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一2一2”家庭结构，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增加家庭人力资源，有利于家庭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家庭发展，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养成，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有利于降低家庭风险。“单独两孩”政策的最大受益点在家庭微观层面。

      (6）有利于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避免大起大落的变动。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生育势能，在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后会瞬间释放，而采取渐进、微调、各省不同步的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出生堆积，有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

      (7）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区域间、省际间、民族间的生育政策差距和人口发展的差距。